游牧民族，即依靠函谷关，进可谋东部富饶之地，退可“一丸泥封”，保持根本之地。
唐代长安、洛阳的两京关系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从赵宋开始，东西关系转为南北关系，南面的汉族政权面对最大的威胁往往是来自北部崛起的游牧民族。
因此渤海之滨、燕山之麓的北京成为了“南北竞争”中最重要的重镇，汉人政权失去它，必然只能偏安南方，且国祚不会长久，游牧民族若抢占到手中，则可挥鞭南下，兴盛一时。
朱元璋并非不想用北京做都城，因为北京做都城最具战略价值，然而当时大明军队刚刚从伪元手里收复大都，城池和周边州县还欠繁华和富裕，且胡化了四百余年，与淮河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有隔膜。
当时的北京一带，对主要生在江淮、浙西的大明开国功勋集团来说，是定都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区，心里总是不踏实的。
崇祯皇帝在密辛中得知，朱元璋还曾派太子朱标巡查长安、洛阳和开封，想选择汉、唐、宋的故都为首都。
然而这个念想再度落空，经过一次次战乱，关中之地已经残破，丧失了作为一个大帝国都城的条件，洛阳亦是如此。
开封处在无险可守的大平原上，最易受敌，战略位置更不适宜。
建文帝即位后，因削藩引发“靖难之役”，朱棣攻破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同年，朱棣即皇帝位，第二年，改元永乐，改北平为北京，十九年后，迁都北京。
南北两京的争端和建立，均从此开始。
迁都北京是朱棣方方面面的考量，一北京是他以往的封藩地，起兵“靖难”之前，已在此经营二十多年，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政治、军事、经济体系。
等他当皇帝后，北京及周边地区已不在是“生地”而是“熟地”，迁都于此乃是瓜熟蒂落之事，况且南京一带布满了不服从他的建文旧臣，北京则相对稳定得多。
历史上，鞑清和蒙元一样，都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征服了南面文化更发达、人口更多的汉人而入主中原，尽管历史上鞑清入关有了更多的戏剧性。
对中华的士民来说，他们是血腥的征服者，都是外来政权，而对鞑清和蒙古人来说，和他们无非是把整个中国看做自己的战利品。
无论对关陇、幽燕、齐鲁、河洛，还是江南、巴蜀、岭南，他们并没有崇祯皇帝眼下或历史上朱元璋和朱棣所想的这样充分。
实际上，鞑清将这些地方一视同仁，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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