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却闹出过一个著名的本土化魔改按例。
比如新教讲究的是各国自行翻译圣经，不会出现明末天主教那种到底是上帝、神、还是天主的争论。
于是，新教第一版把圣灵，翻译成圣神风。
结果被否了三位一体的太平天国本土化发挥了一番。
既有圣神风，为啥不能有圣神风雨雷电露五大法王呢？
遂有圣神风法王杨秀清、圣神雨法王薛朝贵、圣神电法王韦昌辉……凑齐了风雨雷电露五大法王。
如果死板地用天主教规定的“圣灵”，而不是风雨雷电露五大法王，也根本传播不了这么快。
这就是个类似于佛教转弥勒的例子。
中国很特殊，是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
所以，特殊到历史上凡有“国际”总部，直接干预的，必然失败。唯有“国际”总部不管，这边本土化发挥，方能产生极大的影响。
甚至包括当年的佛教，也是本土自行解决了“比丘需要十个比丘戒师才算正式、但本土一个比丘都没有，土办法解决从0到1”的问题。
东正、天主，都有国际总部，形式主义的教条很严重。
这一点，刘钰算是针对大顺国情，准备对付新教诸国的一大杀手锏。
如果说，前面说的“人和畜生”的区别，只是叫皇帝感觉不爽，但觉得人和畜生、人和老虎是有区别的，毕竟此时天朝甚强，完全不必担心被新教诸国送去地狱。
但这个“佛教转弥勒之虞”，那就是针对大顺皇帝的特效痛点了。
而且，这里面的道理，确实是一点就通的。
有链子拴着的狗，也没链子的疯狗，完全不一样。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可以借题发挥的问题，就是刘钰在法国说的那一套“中国和法国，将是君主制最坚固的堡垒”之类的说辞。
实际上，中国和法国，怎么看都像是一波干碎王冠绝对没人敢拾的激进共和最坚固堡垒。
而此时看起来似乎更不那么君主制的荷兰、英国，反而可能是君主制最坚固的堡垒。
英国、荷兰搞成现在这种制度，并不是新教、旧教的缘故。
但是，一个人手掌有红晕则肝有病；两个人手掌有红晕肝还是有病……那到底是不是会叫人产生某种猜想，觉得这两者之间有联系呢？
这就是一个摆在皇帝面前的思考。
刘钰不会去思考这些东西，齐国公也不会思考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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