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轻人从头到尾没有低过头，没有害怕，没有犹豫，他坐在那里像一座搬不动的山。
他又想起另一张脸——白玫瑰坐在审讯室另一侧的样子，下巴微微抬着，手指搭在膝盖上，坐姿端正，目光平静。
她说"我是中国人，唱中国人的歌，有什么错"的时候，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是被钉进木头里的钉子。
她坐在那里，隔着桌子看着他，像在看一只迟早会被关回笼子里的野兽。
他在审讯室里的所有话都没有让那两个人有任何变化，他们该站着还是站着，该直着腰还是直着腰，而他自己——一个军官，坐在桌子对面，却像是一个在唱独角戏的人。
他的手指攥紧了窗沿。
他想起那些被带走的一百四十七个人——他们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一个接一个地关进去，有人是被巡捕房送过来的，有人是在街上被抓的，有人是被人举报的，每一个都是他亲手签的关押令。
现在全没了。
全部被放走了。
一道火墙烧在闸北交界处，几千个人站在火那边看着他退了一步又一步，而他什么都不能做，因为他站在围墙里面，他连追出去的理由都没有——那些人没有踏进领事馆围墙，他要是让人追出去，让人开枪，那就是侵犯华界主权。
他攥着窗沿的手指收得更紧了。
倘若不是顾忌上海城内英美法各国侨民、租界势力，怕引来列强干涉，他早就调动兵力，冲过界线，将这些人尽数镇压，何至于像现在这般束手束脚。
他脑海里又想起那个年轻人在审讯室里看他的眼神——像看一个早已输掉的人。
他想起白玫瑰说"你在做梦"时的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个不需要争论的事实。
他想起那道映在对面楼窗上的火光——明明隔了几条街，却像是已经烧到了他脚下。
"大佐先生。"副官又喊了一声。
藤川一郎没有回头，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要他们跪下来。陈明昊，白玫瑰，还有今天站在火那边的所有人。我要他们一个一个跪下来，匍匐在我大日本帝国脚下。我要让他们知道，烧一道火不算什么，站起来的人不算什么，只要我们还有人在这里，他们终究会有低头的那一天。"
他说完这句话，又站了一会儿，然后松开攥着窗沿的手指，转身走回桌前坐下，拿起桌上那份已经被他翻过很多遍的名单，看了一眼，又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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