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乌斯接过戒指,仔细看了一会儿,然后还给她。“保存好。等我们的孩子长大,你可以告诉他们:曾经有人尝试改变帝国,失败了,但尝试本身有价值。而我们现在,在用不同的方式继续。”
孩子。未来的概念突然变得具体。贝亚特里斯坦感到一阵温柔的恐惧和希望的交织。他们将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养育下一代,教他们什么?传递什么?
“我们会教他们星星和潮汐,”她说,仿佛读到了他的思想,“教他们读书和思考,教他们尊重和勇气。教他们:葡萄牙可以不只是帝国,可以是……连接文明的地方,守护知识的地方,尊重差异的地方。”
“即使那样的葡萄牙还不存在?”
“尤其因为那样的葡萄牙还不存在,”贝亚特里斯坦坚定地说,“我们需要为它准备,通过我们的孩子,通过我们的教学,通过我们的选择。”
窗外,萨格里什的灯塔光芒扫过。在1560年的春夜,在帝国的暗影下,在一个偏远的海角,一个婚姻,一个社区,一个承诺:光不灭,连接不断,希望不死。
而远在里斯本,六岁的国王塞巴斯蒂昂正在学习拉丁文和剑术,被教导他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征服者,恢复葡萄牙的荣耀。他不知道,在国土的边缘,有人正在为完全不同的葡萄牙做准备——不是通过剑,通过书;不是通过征服,通过连接。
历史的分叉在悄然形成。而分叉的起点,往往是微小的选择:谁教孩子什么,谁相信什么,谁选择爱谁。
二、佛罗伦萨的棋局
1562年的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下,这座城市保持着相对的宽容和繁荣。但流亡者们知道,表面的稳定下暗流涌动——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的斗争正席卷欧洲,任何“非正统”思想都面临压力。
若昂·阿尔梅达的书房里,一场小型但重要的会议正在进行。出席者包括:八十六岁的若昂本人,六十九岁的拉吉尼,四十四岁的贡萨洛,四十二岁的伊内斯,四十六岁的莱拉,还有几位其他流亡学者——来自葡萄牙的克里斯托旺·德·卡斯特罗,来自西班牙的迭戈修士,来自法国的让-皮埃尔学者。
“消息确认了,”克里斯托旺说,他刚从威尼斯回来,“教皇庇护四世正在推动特伦特大公会议的决议全面落实。这意味着宗教裁判所的权力将进一步强化,对‘异端’的定义会更宽泛。”
“葡萄牙呢?”贡萨洛问。
“摄政委员会内部斗争激烈,但大主教一派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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