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保留下来。
初春的北境雪仍在下,城市的光网在远处静静铺展。
这一夜,他睡得很沉。
次日清晨,瓦里乌斯独自走上街头。
主街上人流汇聚,却并不嘈杂。
推着车的工人、背着书包的孩子、提篮的妇人,各自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行。
一个送报的少年停下脚步,他大约十三岁,穿着厚实的棉袄,背着一个鼓鼓的大布袋。
少年把报纸从袋子里抽出,熟练地核对门牌号,又在随身携带的一张单子上用炭笔画了个记号。
瓦里乌斯的脚步慢了下来。
他看着那一连串动作,终于忍不住上前一步。
“孩子,”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惊扰什么,“你认识上面的字?”
少年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那眼神里没有敬畏,也没有戒备,只是单纯的困惑。
“当然认识,老先生。”他指着门牌念道:“贝克街二十二号,费舍尔面包店。”
少年想了想,又补了一句,语气理所当然:“这是小学二年级的必修课。我不识字,怎么送报纸赚钱?”
瓦里乌斯站在原地,没有立刻接话。
在帝都,识字是教士与贵族的特权。
知识被严密地围在高墙之内,平民不仅无知,甚至被刻意阻止去接触文字。
结果便是,底层像野兽一样,被本能和恐惧驱赶。
而在这里一个送报的孩子,会读,会写,还能靠这件事换来报酬。
这才是让瓦里乌斯感到真正震撼的地方。
不远处,一家面包店门口聚着几个人。
一名顾客正低声质疑面包的分量。店主没有提高声音,只是把面包放到门口的一台秤上。
秤盘旁立着一块木牌——公平秤。
店主指了指墙上的告示,《赤潮商业准则》。
“缺一罚十。”他说得很平静,“路易斯大人定的,赤潮人不骗赤潮人。”
顾客点了点头,接过面包,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瓦里乌斯在街边坐了下来。
那是一张不起眼的长椅,木面被磨得光滑,坐上去却并不冰冷。
热量从椅面下方缓慢透出,沿着脊背往上爬,下面埋着地热管道。
他坐稳没多久,旁边便多了一个人。
是个刚下工的年轻工人,棉服敞着口子,额头还挂着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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