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在怀疑胡峻德和李乐在演戏，他们作为松江府的大当家，有点太软弱了。
他怀疑这也是一出制造罪孽，而后归罪于受害者的戏。
这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不仅仅在英格兰、在西班牙、在大明，事实上，在大明观测到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普遍存在。
比如，安南人每年都会入镇南关，砍甘蔗赚取劳动报酬，这个过程中，大明人会把劳动报酬给了带人出来的大把头，而大把头通常会进行克扣，而且克扣的份额极大。
当这些大把头，无法向大明人推罪的时候，通常就会开始归罪于受害者的力役。
干活不认真、无故休息、闲聊、顶嘴、不服从管教、干活没干好、没干完、劳动工具损坏等等，理由极多，都是为了克扣劳动报酬寻找合理的解释。
制造罪恶的人，往往大声的指责受害者有罪，而受害者因为种种原因，通常无力进行反驳。
就像朱翊钧看到的场面，这些个棉纺商贾的商总们，多么的耀武扬威，多么的霸道，甚至从心底里瞧不起这些为他们创造了价值的劳动者们，而几个把头，伶牙俐齿的匠人，面色通红的争辩着。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很简单，从矛盾说的角度去看，很容易一目了然。
人的认知，是矛盾的，也是割裂的，最终必然形成认知上的悖论。
人们一面说人定胜天，一面又说天意难违；一面说金钱不是无所不能，一面又说有钱能使磨推鬼；一面说好男儿宁死不屈，一面又说大丈夫能屈能伸；一面说在天愿作比翼鸟，一面又说大难临头各自飞。
具体到匠人的身上，他们一面挣扎在劳动创造的价值，绝大部分被朘剥的痛苦之中，一面又要感谢这些工坊主们提供了生产资料、工具、场地，提供了一份稍显体面，可以养家糊口的差事。
这种矛盾的认知，再加上以偏概全的话术，让匠人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老老实实的干活，过一天是一天，要么拿起了锤头，锤烂这个糟烂的世道。
操戈索契、占厂、杀东家全家、田兵聚啸攻破瑞金三县县城等等。
这两种极端的走向，对大明朝廷而言，都是不能接受的，朝廷的职责是调节各阶级之间的矛盾，显然极端的选择，让朝廷很难去进行调节。
朱翊钧就是过来看看，他没有干涉府衙和富商巨贾们的交锋，没有交代胡峻德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任何不必要的交代，都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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