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的怪胎，对债券市场发展影响很大，积累的风险也不小。地方债占GDP的五六成，其中三四成是隐性负债，而地方政府借的这些钱主要投资在了基础设施项目上。由于有地方政府在背后支持，融资平台公司只要能还上利息和到期的部分本金，就能靠借新还旧来滚动和延续其余债务，但即使这样，也得靠政府补贴才够，一旦经济遇冷，地价下跌，政府也背不起这沉重的债务。2010年开始治理地方债务，重要改革有四：债务置换，即用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替换一部分融资平台公司的银行贷款和城投债，可以降低利率，减少利息支出，缓解债付压力，改善资本市场配置资金的效率，为项目建设注入长期资金，降低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提升信用级别，限制债务增长，规范借债行为，限额不能突破，但比较僵硬，不够灵活；推动融资平台转型，厘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剥离其为政府融资的功能，破除政府对其形成的隐性担保，但转型并不容易，目前远未完成；约束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避免大量资金流入融资平台，这部分的监管难点在于各类影子银行业务；问责官员，对过度负债的行为终身追责，但具体行为很难确定和监管，深层次的改革，需要从根本上约束官员的投资冲动。
招商干部要像推销员，“铜头，铁嘴，顺风耳，橡皮腰，茶壶肚，兔子腿”，又要像客服，“要信守承诺，要记得回电话，遇到事情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去处理，要做个有心人，拜访客商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学而优则仕，我国政府人员大都学历较高，地方官员是我国官僚体系的绝对主体。事在人为，人才的选拔和激励机制是官僚体制的核心，决定着政府运作的效果。所谓激励机制，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要将干部个人得失与本地经济发展情况紧密挂钩，既要激励地方主官，也要激励基层公务员。地方主官任期有限，为在任内快速提升经济增长，往往新官上任三把火，投资各种大项目、大工程，这些资金依靠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支持，但这种偏重投资的增长模式造成很多不良后果：2016年之前，离任的官员无需对任内的债务负责，新官不理旧账继续加大投资，政府债务不断攀升；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继续加大投资会降低经济整体效率，助推产能过剩；出于政绩考虑，地方官员偏重于看得见的工程建设。官员政绩激励对地方政府投资有重要影响，故而近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也包含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改革，除政绩之外，人情关系在官员考核和晋升中同要重要，不过这些与大多数公务员无关，他们的日常工作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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