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不把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土地，又转卖给公司。
依靠着聚敛起来的巨额财富，他们能够收买公证人、律师和执达吏，构建一个庞大的利益关系网，密不透风地让债务人窒息，直到倾家荡产为止。
而这些手段，以这个年代的眼光，大多数是合法的，或者至少不违法——19世纪的法律，还不足以把借贷关系规定得那么精细，对各种合同花招更是缺乏管控能力。
法律是现实的折射，而且不可避免地具有滞后性。也就是说，无论法律怎么样逐步完善，总是有人能够从律法条文当中找到漏洞，并且利用这些漏洞为自己牟利。
这种斗争绝不仅仅停留在某个山村当中，它将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
总之，依靠着种种“经营手段”，苏德利和戈贝坦两个人都已经成为了大地主，手里有着不逊色于那些贵族老爷的庄园，他们还有着农民拿来抵债的鲜花、蜂蜜、木材、纺织品和葡萄酒，还有着几百万法郎的资本。在巴黎的上流圈子来说可能根本不算什么，但是这已经足够他们在本地当个无法无天的土霸王了。
他们如此有效而且无情的致富手段，足以让人瞠目结舌，但更让人惊讶的是，他们庄园中那些房子和磨坊，还有田产和葡萄园的收割，其实都是农民们半义务劳动所建成的，根本就没花几个钱。
这倒也不出奇，农民们从生到死都是在劳作，所以他们往往认识不到劳动本身的价值，一想到为这些“老爷”干活，就可以延期偿付应付的利息（仅仅只是这些），他们更是心甘情愿。这是真正的苦役，但农民出了苦力还自以为什么都没付出，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亲自从口袋里掏出钱来所以就没有“亏损”。
很少有人去想过，通过债务和这种“延期债务的劳役”，他们付给这些新老爷的，实际上会比整个债务的本钱还多得多。
不管怎么说，在大革命之后的法国，不金融巨头、工业巨头正在渐渐地崭露头角，乡村的新贵阶层，也已经慢慢地诞生了，他们在索漠城叫葛朗台，在卢瓦雷省叫苏德利或者戈贝坦，但这无关紧要，他们本质上是一个人。
对苏德利和戈贝坦等人来说，这原本应该是最春风得意的时候，然而，从皇家猎场传来的“邀请”，却让他们陷入到了不知所措的慌乱和迷惑当中。
乡民们告御状的事情，他们已经听说了，并且深深为之震惊，因为一直习惯“闷声发大财”的乡村新贵们，谁也不想看到轰动性事件发生。、
然而它就是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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