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考教，似如殿试，这些人自是早有准备。
若以富国、强军、拓展民族生存空间之类的角度去看，这些人的回答相当靠谱。至少，在贸易、经济、海军、南洋、拓张、殖民等问题上，比朝中的大部分大臣要靠谱的多。
但皇帝听后，心里很难说清楚是什么滋味。
听着这些人张口闭口便是什么“垄断”、“贸易”、“商品”、“同化”、“统治”、“劳动与财富”、“分工”之类的词汇，皇帝面上虽频频点头，不时夸奖几句，可内心终究是有些警惕的。
这些人说的这些东西，只有这些人懂。
这些人之间，也有矛盾，在同一件事也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他们争辩所用的词汇、争论所用的思辨方式，却是一致的。
皇帝并不知道后世的事。
但若以后世的例子，可以说，他们内部的争论和异议、以及争辩所用之词汇、理念，有点类似于俄国的民粹派和布党：都用阶级、斗争、资本、社会这样的词汇；最终目的听起来也是一致的。
其实他们的思想差别很大，问题就在于，他们用的词汇、理念、最终理想，在外人听起来，却根本分不出区别。
皇帝从不担心刘钰这一个人，因为刘钰的行事风格也好、大顺的集权结构也罢，刘钰自己是翻不起什么风浪的。
可是今天询问这些人对南洋、贸易、富国、强兵的看法，这些人所用的词汇、思辨方式，却让皇帝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担心。
顺承明制，靠的是良家子做刀把子、勋贵掌军，来达成与文官的一种平衡。
同时，因为明末西学进入，使得大顺可以开办武德宫，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儒学文官的教育系统，培养一支能够和儒学系文官格格不入、互相仇视、争夺官缺的基本盘力量。
但是，用新顺开国、建立制度的太宗皇帝的说法，“武德宫如果不考泰西几何天文地理之类的学问，便是去背祖率、看谁背的小数点后位数多，其实也一样。只是选出一群聪明人做官，用来平衡罢了”。
三舍法武德宫、良家子、开国勋贵等，这一支平衡儒学文官的力量，是没有“道”的。
他们没有什么官方指定的信仰、信念、主义，或者说，他们的“道”，仍旧是儒学那一套东西。
或者说，根本没有。
当王莽新政失败之后，儒家最后一次在现实构建地上天国的理想也基本破灭了，如今便是科举出身的，问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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