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物日多，则金银价日贵一日，只恐両替商人必囤积金银。如此，恐又有唐人刘钰所谓‘通货紧缩’之祸。”
“本邦除铜之外，无货可卖出；唐人除铜之外，无货不可入。虽唐人亦禁切支丹教，可锁国之策万不能变，国门万万不可开。”
日本和大顺不一样，大顺的“央行”是日本和西洋诸国的东印度公司，要不是这几年开发云南，伴随着经济发展，可能连铜钱都铸不起了。
可是大顺根本不用担心，因为往那一坐，银子就会源源不断地送来，根本不会去考虑太多。
日本自己有金山银山，而且还不是比喻意义的金山银山，而是实打实的金山银山，对于金银外流的事，还是极为敏感的。
新井白石的改革，断了大顺海商的财路，导致了大顺海商内卷，从原本的合力控制议价权合伙坑日本商人，到之前的海商内卷分成了漳州帮、福州帮和浙江帮，这些幕府都看在眼中。
要不是刘钰之前确确实实给幕府帮了大忙，德川吉宗也不会默许刘钰在长崎贸易上的垄断地位。
大冈忠相此时再提此事，就此断言，万万不可开国，哪怕大顺也禁天主教，那也不行。
一旦开国，想都不用想，日本的丝织业和工商业就彻底完蛋了。
所有的经验都源于总结，天朝没有机会总结，因为哪怕到一鸦的时候、哪怕英国人已经偷了茶种在印度种植自产自销，依旧没有总结的机会，因为即便算上鸦片依旧还是顺差。直到被人倾销到小农破产的时候，才有“有识之士”想明白。
日本却有经验，而且早在几十年前就有经验，大顺海商的瓷器把日本刚刚起步的瓷器差点搞垮。
趁着明末战乱西洋人在天朝无法拿到货的机会好容易生长起来的瓷器产业，在大顺稳定天下后不到二十年，就岌岌可危。
不得已出台了政策，在长崎抓到运瓷器的船就直接扣押、取消贸易信牌，这才保住了日本的瓷器产业。
而且那还是大顺海商主要卖丝、顺带偶尔当压舱石运瓷的情况。
既有总结经验的机会，便不至于这么应对是错，对于开国一事，从纯粹的经济角度考虑，万不可开。
德川吉宗叹了口气，无可奈何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刘钰小儿深谙水战之道，怕难有镰仓神风之助。他通实学、晓天文，如今更是可以直接来到江户。既能来江户，况于长崎、萨摩？”
大冈忠相却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进言道：“殿下，我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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