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春山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的时候，陆建设正蹲在车间门口算账。他面前摊着三本东西——一本是流水账，一本是库存账，还有一本是从李会计那里借来的旧账本，封面上印着“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账册”几个字，里面的表格已经泛黄了。他拿铅笔在账本上划拉了半上午，把每一笔收入、每一笔支出、每一分钱的去向都理了一遍，然后得出一个结论：照这个势头下去，陆记三个月后的月产量就能突破三百匹，月流水突破六百块。
六百块。这个数字让他心跳加速了一瞬，但那阵兴奋还没从胸口涌到嗓子眼，就被另一个数字压了回去。那个数字写在库存账最后一页的右下角，铅笔写的，字很小，但分量比前面所有数字加起来都重——棉纱库存剩余可用天数：二十三天。
二十三天。也就是说，三周之后，如果新的棉纱进不来，四台机器就得停。机器停了，订单交不上，违约金要赔；工人没活干，工资照发；赵春山那边的三个县市场刚刚铺开，断一次货就是信誉受损，以后再想恢复供应关系比登天还难。这些连锁反应在陆建设脑子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张接一张地倒下去，每一张都砸得他心口发闷。
问题出在县城物资站。那个物资站是陆建设从创业第一天起就依赖的棉纱供应渠道，供应了陆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原料。物资站的采购员姓马，四十多岁，尖脸，牙齿被烟熏得焦黄，说话的时候喜欢拿手指敲桌面，敲一下停一下，像是在给自己的话打拍子。他跟陆建设打交道一年多，面上客客气气的，但骨子里一直把陆建设当成一个运气好的乡下小子——你有订单是因为你运气好，不是因为你有本事；我卖给你棉纱是给你面子，不是欠你的。
陆建设不是没察觉这种态度。他试着跟马采购谈过长期锁价协议——就是双方签一份书面合同，约定一个固定价格，三个月或半年不变，不管市场怎么波动，双方都按这个价走。这种协议在外面的正规市场里是很正常的商业行为，但在红石镇物资站，马采购听了之后笑了一声，那笑声不高，但陆建设听得出来，笑里面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嘲讽。
“建设啊，”马采购弹了弹烟灰，烟灰落在他办公桌上的玻璃台面上，他也不擦，“咱们物资站是公家单位，有规定的调价机制。市场涨了我们也涨，市场跌了我们也跌。你要签锁价协议，我没这个权限。上面不批，我签了也是白签。”
“那马哥，您帮我去申请一下，我——”
“申请啥？为了你一个小客户，我跑去找站长签字？站长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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