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个:光靠他一个人的善心、光靠一家人的自觉,终究太过单薄。他原打算自己琢磨着立规矩，没想到，沈艳芳已经先他一步，把该立的都理出来了。
“可这制度，也不是说立就能立起来的。“李享知敲着桌面，把顾虑一条条摆出来，“厂里老工人、老亲戚，都是靠人情处了半辈子的，你让他们突然凡事走流程、事事留痕，怕有人要跳脚骂娘，说咱们端起架子、六亲不认了。“
“我也想到了。“沈艳芳没有退让，声音却放得低了，“所以咱们得自己先带头。头一个月，最难；只要咱们家里人先守着走，底下的人看着看着，也就慢慢服了。制度这东西，最怕的是'一道墙上挂两样秤'——家里人讲人情，外头人讲规矩，那才真成了摆设。“
李享知看着她，忽然就笑了。他想起沈艳芳刚进这个家的时候，还是个不怎么会精打细算的温和性子；这几年下来，她居然能把一件“立规矩“的大事想得这么透，把那些当大夫时养成的记录、归档、流程的细功夫，一样一样使在了这个家的正道上。他心里那杆秤，又轻轻往她那边偏了偏。
第二天起，沈艳芳那套“家族企业制度“便真个在李家立了起来。先是李享知带头，把财权、账权、章权分得清楚，采购找三人会签，报账要附明细；接着是小芳把集团账目一套报表按新规整了又整，连小军那种毛毛躁躁的性子，也被逼着学会“出门开销走账、回来凭据报销“。
小军头一天出差回来，抱着一摞花花绿绿的发票收据，往账房桌上一撒，苦着脸诉苦：“妈，您瞅瞅，我这趟出去，连买包料子都要追着人家要票，烦都烦死了。咱家这过日子的规矩，咋突然跟衙门似的了？“
沈艳芳也不恼，接过那摞票子一边理一边笑：“军，你把这当'衙门'，可外头正经做生意的，早就是这么个规矩了。你现在嫌麻烦，往后真要把买卖壮大，账要是不清不楚，人家坑你，你连个说理的地儿都没有。这规矩，不是给你上枷锁，是给你往后出门闯荡，多备一层护身的甲。“
小军被这番话说得没了脾气，挠挠头，认命地又把那张没填的报销单拿去补了。
头上新规，果然有人不惯。厂里一个跟了李享知多年的老采购，进料时习惯说一句“回头我记着“就想先走账，被新规拦下，当场脸色就挂不住，嘴里刺了一句:“我跟李总这么多年，李总都没让我打过这么多条子，如今倒让个'外头人'拿规矩管起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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