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的时候，声音比他预想的更稳。这个名字他用了大半辈子，但在这种场合、对着这些面孔、以“亲历者”的身份说出这两个字，这种感觉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这不是效能评估表上的姓名，不是手术同意书上的签字，不是工信部行业标准附录里那个被脱敏保护的编号。这是他自己的名字，和他出生时父亲在户口本上写下的那个名字是同一个。
“我的数据编号是被试ZY-01。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对这个编号很熟悉——它出现在贵公约第二十一条实施细则的脚注中，作为设定刚性最低安全观察期的关键参考。它出现在奥姆尼新加坡实验室的伦理框架中，作为安全观察期刚性条款的数据来源。它出现在合众国工信部的行业标准附录中，作为神经接口安全基线的核心参数。我的数据是唯一一套完整的、从标准接口到极端参数再回调至基线的人类活体长期随访数据。”
他停顿了一下，把手指从讲台上移开，放在自己面前。
“但在我成为ZY-01之前，我是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在一家被结构性优化的公司里收到了裁员通知，然后为了不被淘汰选择植入神经接口。我签手术同意书时查遍了所有能查的技术白皮书，以为自己算清楚了所有风险。后来我才知道，那套数据是经过统计口径调整的。真实的排异反应发生率比官方数据高出好几倍。如果当时有人能告诉我真实的数据——不是‘极少数’，不是‘低风险’，是真实的人用真实的经历换来的真实数字——我大概还是会签字。但我至少会在签字之前，知道自己在冒什么风险。”
他开始讲述那些凌晨。
他讲到初级植入后的排异期——手指在枕头上敲出凹坑，妻子在旁边数着他敲了多少下。他讲到NGI-7测试——从十毫秒到一毫秒，意图与行动之间的缝隙被压缩到极限，他开始分不清是自己在动还是接口在动。他讲到四轮回调——每一轮都伴随着自主感的短暂下降，以及那个漫长的平台期。那段时间里每一天的数据都在说“没有变化”，但他自己知道某些东西还在被重新校准。他的妻子每天凌晨在旁边听着他敲了多少下枕头，帮他数。那些数字后来被整理成数据表格，被纳入安全基线文档，被写进行业标准和国际公约。但它们首先是一个人在凌晨用自己的手确认自己还在的动作。
他引用了他的回调数据——延时参数、自主感评分、平台期长度。他将这些数据背后的每一个凌晨逐一定位在时间线上：第一个月他在枕头上敲出了凹坑，每一天早上醒来都会先摸一下自己的手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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