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分前一周，周明远坐上了飞往布鲁塞尔的航班。这是他第一次以真实身份出国——护照上印着他的真实姓名，签证申请表上“访问目的”一栏填的是“应邀出席国际会议”。邀请函由欧盟公约秘书处直接签发，信纸上印着烫金的欧盟标志，正文措辞极其正式，末尾签着玛丽亚·冯·舍勒的全名。他把邀请函和护照一起放在随身背包的夹层里，和那本翻旧了的《系统架构设计》并排。这本书是他多年前从瑞联离职时从工位上带走的，书脊已经脱胶，里面有他在不同阶段用铅笔写下的批注——有些是关于代码架构的，有些是关于排异反应的自我观察。他没怎么再翻过，但每次出差都会带着。林晚晴说这是你的护身符。他说不是护身符，是笔记——记录了他在这条路上走过的每一步，有些步骤后来被证明是错的，但他还是留着。林晚晴说那比护身符更有用。
飞机穿越西伯利亚上空时，他靠窗坐着，发动机的嗡鸣稳定地响着。窗外是连绵的云层，偶尔裂开一道缝，能看到下面广袤的雪原——那是秋天的西伯利亚，大地已经开始封冻，河流在灰白色的冻土上画出蜿蜒的墨色线条。他打开手机备忘录，翻到最早那条存了多年的笔记——“我今天最后一次用原来速度的手给母亲打了电话。”下面还有几条，分别记在不同日期里。最近一条是他在欧盟线上听证会结束后写的——“今天在听证会上说：数据可以被脱敏，但那个动作不应该被忘记。”他往下翻到最底部，在最后一行空白处打了几个字，又删了，再打。最后他写道——“明天，布鲁塞尔。这一次，我用真实姓名。”
他把手机收进口袋。舷窗外，飞机正越过乌拉尔山脉进入欧洲上空，云层开始变薄，能看到下面欧洲平原上整整齐齐的农田和森林，深绿色和金黄色交织在一起。他想起很多年前自己在瑞联签下第一份手术同意书之前的那个深夜——他脱光衣服站在卫生间镜子前，用手电筒照过自己身体的每一个细节。那时候他以为自己在告别。现在他知道不是告别，是存根。他记下那些细节，是为了在走过所有路之后还能认出自己。明天他将站在布鲁塞尔的听证会现场，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向全世界讲述那些数据背后的每一个凌晨。
听证会在欧盟总部大楼三层的一间环形会议厅里举行。会议厅比他想象中更大，弧形长桌从讲台前方呈扇形展开，每一排长桌后面都坐着来自各缔约国的代表和专家委员会成员。长桌上摆着名牌——成员国国名、机构名称、专家姓名。旁听席设在会议厅后方，已经坐了约七八成满，大部分是各国驻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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