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不免有些溺爱。
只有夹在中间的萧国伟位置比较尴尬。
单说萧家兄弟的婚礼，大舅和六舅的婚礼办得要比三舅隆重，出的彩礼也多。
三舅娘对此没少抱怨，三舅萧国伟也自觉理亏，每每家里有分歧，夫妻意见不合，萧国伟总是底气不足，不得不多顾及考虑他媳妇和娘家那边的意见态度。
大舅萧国英和六舅萧国达这些天有和彭刚说过萧国伟要回铜鼓冲的事。
彭刚理解萧国伟的难处，没有强留萧国伟，也没有抱怨。
萧国伟能顶住家里的压力，撇下自家的事情，任劳任怨帮衬彭刚开山两月有余，这份情义已经很重，彭刚不敢奢求更多。
“你三舅娘和表弟表妹还在铜鼓冲，三舅家里头离不开三舅。”萧国伟无可奈何地说道。
他又何尝不想留在红莲坪，在自己外甥的烧炭场做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萧国伟有自己的苦衷。
“我理解三舅的难处，三舅是家里的顶梁柱。”彭刚没有多说什么，给萧国伟塞了四两碎银子，并亲自送萧国伟下山。
上山回到红莲坪炭场时，已是傍晚，炭场的两组少年都已经收工围拢在灶台边，有的劈柴、有的挑水、有的生火、有的淘米洗菜，分工明确。
经过两个多月的磨合训练，两组少年逐渐培养起了初步的分工协作与集体意识。
时间观念也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强。
十九世纪中叶钟表在大清也不是特别稀罕的物件，价格下探到乾隆末年的四分之一。
只可惜彭刚现在囊中羞涩，即使五口开埠后钟表价格猛跌，他也消费不起。
时下欧洲中产圈层流行的银壳怀表在伦敦的售价是8～12英镑（56～84两白银），制表业发达的瑞士地区钟表的价格会稍微便宜一点，但也要80～120法郎（50～75两）。
开埠口岸附近的钟表价格基本是欧洲的两倍还多。
现阶段彭刚就算变卖全部身家也换不来两块银怀表。
做工粗劣，每天误差能达到一刻钟的铁芯挂钟会便宜很多，二十几两白银能搞定。
后续手头宽裕了倒是可以考虑考虑买一个。
韦守山重操旧业后非常上心。
从选料堆放，到封窑点火闷烧，每个步骤都非常仔细，生怕出差错白白浪费了好木料。
在烧了四窑杂炭练手后，韦守山正式着手烧制高级的硬木炭和岗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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