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已潜伏在我内部或能接触到我内部的敌特人员上钩，从而顺藤摸瓜，揪出隐藏的“鼹鼠”，并伺机向敌方传递假情报。
这是一个行走于刀尖之上的计划。谢文渊深知其风险，不仅在于个人安危，更在于一旦表演稍有差池，被敌人识破，或者操作不当，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甚至影响组织的声誉。但他更清楚，在当前的严峻形势下，常规的排查手段效率有限，必须有人敢于深入虎穴，方能探得虎子。
“我同意执行这个任务。”谢文渊在向最高层领导汇报时，语气平静而坚定，“作为一名老党员、老战士，捍卫组织的纯洁，粉碎敌人的阴谋，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请组织放心，我会把握好分寸，坚决完成任务。”
行动计划得到了批准。接下来的日子，谢文渊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发生了微妙而刻意的变化。在一些非核心的会议或场合，他会偶尔流露出一些经过设计的、符合其“人设”的疲惫感或对某些具体事务，如生活待遇、文牍主义的“轻微抱怨”；在与少数经过严格审查、但可能被敌人间接利用的“关系”接触时，他会看似不经意地提及一些关于过往，尤其是保定军校时期的模糊感慨，但绝不涉及任何实质内容和具体人名；他的部分非涉密行程，也故意留下了一些看似可以被利用的“规律”。
与此同时，一个精干的行动小组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下围绕他运转起来。他们负责监控所有可能与谢文渊产生“意外”接触的人员，分析各种异常信号，并确保整个“钓鱼”过程处于绝对可控状态。安全部门的专家为他设计了各种应对不同场景的预案和话术。
一天，谢文渊按照计划，前往某干部疗养院进行“短期休养”。这里环境清幽，人员相对复杂，是理想的“舞台”。他保持着一种符合其“状态”的低调，每日散步、看书，偶尔与碰到的、经过筛选的其他休养干部进行一些无关痛痒的交流。
行动在静默中持续了数周。终于，一条“鱼”似乎嗅到了诱饵的气味。一个在疗养院后勤部门工作、背景看似清白但存在某些未明海外关系的职员，开始有意无意地接近谢文渊，起初是提供一些额外的“照顾”，随后试探性地聊起一些时局话题，言语中偶尔夹杂着对境外生活的“向往”和对国内某些困难的“同情”。
谢文渊依据预案，保持着适当的警惕和距离，但也没有完全拒绝接触，偶尔会流露出一点看似被触动但又迅速掩饰的情绪。每一次接触后，他都会将详细情况通过秘密渠道汇报给行动组。外围的调查紧锣密鼓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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