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团队内部会议上，吴峰说：“癌症晚期患者的预期寿命很短，心脏毒性可能在生存期内不会显现。即使显现，我们也可以归因于原发病。关键是肿瘤缩小率——这是药监局最看重的指标。”
另一个声音问：“但如果出现死亡病例...”
“我们会控制在5%以内，这是行业默认的‘可接受范围’。”吴峰回答，“记住，我们在救更多的人。个体牺牲是医学进步的代价。”
录音结束。
宋媛儿感到一阵寒意。又是“代价”，又是“更大的善”。这些高智商的人，总能为自己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
她把录音交给李建国。当晚，吴峰被传唤。
审讯室里，他依然冷静：“我承认，在风险和收益的权衡上，我们做了选择。但所有抗癌药都有毒性，化疗药的死亡率更高。为什么只追究我们？”
“因为你们隐瞒风险，伪造数据，用患者生命做赌注。”宋媛儿把尸检报告推过去，“刘建国的心脏病理切片显示，有典型的药物性心肌损伤特征。这不是原发病，是药物毒性。”
吴峰盯着报告，终于，他的冷静崩溃了。
“是陈总...陈东升的决定。”他声音发颤，“他说如果按部就班做临床试验，需要五年，投资太大。不如‘优化’数据，加速审批。等药上市了，再慢慢做后续研究，修改说明书...”
“所以你们明知道有风险，还是让患者用了？”
“陈总说...那些晚期病人，反正要死了，不如为医学做点贡献。”吴峰低下头，“我一开始反对，但他给我看了账户...我的孩子在美国读书，需要钱...”
又一个“不得已”的理由。宋媛儿已经听累了。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她问。
吴峰抬头。
“这叫谋杀。”宋媛儿一字一句，“用科学包装的谋杀。”
七
吴峰的供述成为关键突破口。结合赵德明的证据、周启明的数据、实习生的录音，检方终于有了足够的材料，申请冻结陈东升抗癌药的上市审批。
但就在这时，法院传来消息：陈东升突发心肌梗塞，送医抢救。
医院监护室外，律师团队严阵以待。“我的当事人病情危重，无法出庭。我们申请延期审理，并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药物继续审批流程——毕竟这关系到成千上万患者的生命。”
“他在装病。”唐乐看着监控画面，“昨晚看守所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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