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清楚，三十七块五。我追上去，跟那个卖券的走到路边，说：你手里多少，我全要了。」
「那人看我像看傻子。」
「他手里有八十。我身上只带了二十多，我让他等着。我跑回家，把我攒了半年的钱全取出来，还问我三叔借了五十，一共一百六。我拿那个钱，把粮站外面在场的人手里的国库券，全收了。第二天我还去，第三天地边上的村子我也去了，前後收了快四百。」
陈秘书听到这里，眼睛都睁大了。
四百块，在那个年代，不是小数目。
他几乎能想像到那个画面：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跟傻子一样，抱着一堆被当成白条的纸券，在冬天的乡村土路上跑来跑去。
「後来呢？」陈秘书忍不住问。
郑总笑了一下：「後来？後来国家政策下来了，国库券可以兑付，还加利息。我手里那些，有些人是一百块钱的券，我六七十收的。你算算。」
他顿了顿，又说，「再後来，我用那笔钱，又去干了一件事。你猜是什麽？」
陈秘书摇头。
「第二次，是九十年代初。」
郑总把杯子里的凉茶泼了，重新提起壶，换了一道热水，水声细细的，像在给茶台醒神。
「那时候我已经在县里开了个小杂货铺，铺子不大，生意凑合。有一天，一个永嘉人路过，进来买烟。那人脸生，掏钱的时候从兜里掉出一张纸，我低头一看，是张南方房产的简报。他自己不当回事，捡起来，拍拍灰，说：小地方看这个没用。我问他，南方现在什麽情况？他笑，说，都在盖楼，地皮一天一个价，像在烙煎饼。他还说，咱这种小地方的人，去了也就看看，别当真。」
「我当真了。」
「我又闻到了那股说不清楚的味道。」
郑总说：「当天晚上，我跟我爹说，我要把铺子盘出去，去南方看看。我爹拿火筷子追我，说我是疯了，我就让他追。第二天，铺子盘了，钱都换成全国通兑的存摺，鞋里还藏了三百块，我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到了粤东。」
「那地方热我满身起痱子，人挤人，到处都在打桩。我转了一个礼拜，没找到什麽门路。後来在一个大排档吃饭，听旁边两个本地人用粤语骂街，说某某地皮又流拍了，再卖不出去，老板要跳楼。我一个字都听不懂，但『流拍』两个字，我记住了。」
「我那趟带的钱，其实就几万块，在那个地方，连个水花都算不上。但後来，我找到那个流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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