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 年 9 月 18 日，清晨的南京下关码头，江风凛冽。
“永绥”号军舰的烟囱里冒着黑烟，南京那位身着藏青色中山装，神情肃穆地踏上舷梯。
他身后跟着一群军政幕僚，每个人都步履匆匆，脸上带着凝重。
所有人的心思都集中在江西的 “剿匪” 大业上，没人留意到东北方向隐约传来的风雨声。
“校长，南昌行营已经备好，各部将领也已在原地待命。” 侍从室主任钱大军紧跟在身后，低声汇报着 “剿匪” 的筹备情况。
南京这位微微颔首，登上甲板后驻足远眺。
长江江面烟波浩渺，轮船鸣笛的声音此起彼伏。
眼神锐利而坚定的他，心里反复盘算着第二次 “围剿” 的部署。
接下来的一天一夜，南京这位几乎都待在休息室里。
要么与幕僚推演作战计划，要么批阅堆积如山的公文，偶尔提及东北，也只是随口问了句 “关东军最近有没有异动”。
在得到 “只是例行演习” 的回复后，便不再多问。
电台联络，绝不是像现在打手机那样“拨个号就通”。
在当时，是一个全人工、极易受干扰，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联络过程。
而且，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南京这位携带电台的频率（波长）。
消息到他这里，是要逐层接发、上报，这样也是防止暴露南京这位的行踪。
当晚柳条湖事件爆发时，张小六接到的电话，也是层层转接。
后面电话线切断后，接到电报已经是19日凌晨了。
所以在当天晚上，要说是南京这位下的令，在物理时空上是不成立的。（不是洗他，不偏任何人，就事论事）
9 月 19 日下午三点，军舰终于抵达南昌码头。
南京这位走下舷梯时，早已等候在岸边的南昌行营官员立刻迎了上来，簇拥着他坐上汽车，一路驶向行营。
他刚在主位上坐下，端起桌上的茶杯，还没来得及喝口水呢，行营的机要秘书就脸色惨白地冲了进来。
机要秘书手里紧紧攥着几份电报，跑得气喘吁吁，声音急切的汇报道：“委员长！不好了！南京方面和张副司令发来急电，奉天... 奉天出事了！”
南京这位皱了皱眉，脸上露出一丝不悦，以为只是东北军和日军发生了小规模冲突。
随即，放下茶杯，淡淡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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