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拍摄第十六天。
凌晨三点四十一分,深水埗福荣街后巷。
张国荣蹲在一家,通宵营业的粥铺门口。
身上裹着件从道具组借的旧军大衣,头发刻意的乱糟糟。
脸上留存着三天没刮的胡茬,在路灯下泛着青灰。
他手里拿着笔记本,铅笔在纸页上快速移动。
粥铺老板,一个六十多岁、背微驼的阿伯。
正把熬了一夜的白粥,舀进保温桶里。
动作慢得像在举行某种仪式。
他偶尔抬头看张国荣一眼,眼神浑浊,但没赶人。
“阿伯,您每天几点开档?”
张国荣轻声问,声音里带着熬夜的沙哑。
“三点。”
阿伯头也不抬,“三点起火,四点下米,五点头批粥成,卖到上午十点收档。三十七年啦,冇一日停过。”
“为什么是三点?”
阿伯停下动作,看了他一眼:“后生仔,你试过天未光就肚饿嘅感觉冇?码头工人三点落班,清洁工三点开工,的士司机三点交更。佢哋都要食啖热嘅。”
张国荣在笔记本上写下:凌晨三点,被遗忘的人的开饭时间。
他陪阿伯坐到五点。
看着第一批客人,确实是码头工人打扮,满身鱼腥味;
然后是清洁工,橙色制服在昏暗光线下像锈迹;
最后是两个的士司机,边喝粥边抱怨油价又涨了。
五点半,天蒙蒙亮。
阿伯突然说:“你系拍戏嘅吧?”
张国荣点头。
“拍乜戏?”
“拍一个倒霉蛋。借高利贷,中彩票被抢,想自杀都死唔成那种。”
阿伯沉默地搅动粥锅,热气模糊了他的脸。
“后生仔,”
他开口,声音像从很深处传来。
“我个仔,十年前借高利贷赌马,输到扑街。债主追上门,佢从四楼跳落来。冇死到,瘫咗。”
张国荣笔尖,停在纸上。
“但佢而家仲喺度。”
阿伯看向巷子深处的一扇小窗,“每日我收档,就推佢出去晒太阳。佢话,老豆,原来死唔到,先系最难受嘅。”
粥铺里安静得,能听见米粒在锅里翻滚的声音。
“你要拍倒霉蛋,”
阿伯舀了碗粥,推给张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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