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退役老卒为鸭倌，按军制管理——此乃永绝蝗患之基！”
众人听完陈登这个提议，无不倒吸了一口凉气。
看来这是要下血本去治理蝗灾了。
如果古代政府真的决心尝试推行“以鸭治蝗”的政策，它需要一套极其复杂和昂贵的系统、
就像陈登适才提出的，设置“蝗吏”，鼓励农民报告蝗卵和跳蝻的发现情况。
必须早发现、早应对，在蝗虫起飞前进行扑杀。
然后建立“鸭兵”储备和后勤系统。
通过集中养殖，在战略要地建立大型官办养鸭场。
常年储备大量鸭子。
设立征集机制，制定政策。
在蝗灾发生时，强制征用民间鸭禽，并给予补偿。
至于指挥权，仍然由中央统筹，地方官负责具体执行。
同时还需要人力动员，招募和动员大量农民作为“鸭倌”。
负责在田间地野放鸭、驱赶和收拢鸭群。
这相当于组织一支临时军队。
当然了，主力军仍然是人。
“鸭兵”只能是奇兵，主力必须是人。
历史上最有效的办法依然是《捕蝗图说》等典籍记载的：
组织民众，采用围扑、火烧、土埋、网捕等方法。
这是成本最低、最能快速动员的方式。
再有就是设立奖惩制度：
对捕蝗有功的官员和民众给予奖赏，对防治不力的官员进行惩处。
这套系统虽然听起来很美好，但实施起来极其困难。
光是这养殖成本，大规模官养鸭群需要持续的粮食投入、人力管理和场地建设。
这就是一笔巨大的常年性财政支出。
而大规模、远距离调动“鸭兵”和民夫，其消耗的粮草、物资也是天文数字。
甚至不排除超过蝗灾本身造成的经济损失。
至于官僚系统的负担，它需要一套全新的、复杂的官僚体系来管理这件事。
其带来的贪腐、低效和内部消耗可能让计划效果大打折扣。
当然，还有社会成本。
大规模征用民夫会影响农业的正常生产，引起民怨。
种种现实摆在眼前，都成了实行防灾的巨大阻碍。
面对这笔经济账。
刘备眉头紧锁，他暗叹当皇帝果然是天下第一苦差事儿。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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