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46年的春天，洛阳城外一处小院里，74岁的崔护坐在藤椅上晒着太阳。风里飘着邻院的桃花香，他眯着眼睛，伸手抚摸着案上的旧诗集——那本里，藏着他50年前在长安城南撞见的一场春天，也藏着让他名垂千古的“人面桃花”。
很多人知道他是写“人面不知何处去”的诗人，却少有人知道，这位博陵崔家的子弟，走过的是一条最典型的中唐文人路：从书香门第里的苦读少年，到两度登科的寒门进士，再到官至岭南节度使的清正官员，最后归隐田园，把一生的烟火与怅惘，都揉进了一首诗里。
博陵崔家的少年：书堆里长大的“学霸苗子”
772年，崔护出生在博陵（今河北定州）崔氏家族——这可不是普通人家，在唐朝，“博陵崔氏”和“清河崔氏”并称，是天下闻名的“五姓七家”之一，简单说就是“世代读书做官的名门”。他爹崔锐更厉害，官至大理少卿，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管的是全国的司法大事。
按说生在这样的家庭，崔护本该是个养尊处优的“官二代”，可他从小没沾过半点娇生惯养的毛病。为啥？因为崔锐对儿子的要求特别严——每天天不亮，崔护就得坐在书房里背《诗经》《尚书》，背错一个字，不仅晚饭没得吃，还得对着祖宗牌位罚站。
崔护后来回忆说，小时候最盼的就是下雨天——不是能出去玩，是雨天父亲不用上朝，会坐在书房里陪他读书，偶尔还会讲断案的故事。有一次，崔锐讲起一个穷人因为没钱给母亲治病，偷了富人的粮食，最后主动改判从轻的事，末了对崔护说：“读书不是为了当官享福，是为了心里有杆秤，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该帮的人。”
这话崔护记了一辈子。后来他不管是考科举，还是当大官，心里都揣着这杆“秤”。
少年时的崔护，是出了名的“书呆子”。博陵城里的小孩都在街头巷尾跑着玩的时候，他要么在自家书房里啃经书，要么就去城外的佛寺里找老和尚讨论诗文。有一次，佛寺里的老和尚跟他聊起李白的诗，崔护说：“李白的诗像天上的云，好看却抓不住；我想写的诗，要像地上的草，普通人一看就懂，却能记一辈子。”
老和尚当时就笑了：“你这孩子，心不高，却实诚。以后准能写出好东西。”
谁也没想到，这句“实诚”的评价，后来真成了崔护诗歌的底色——他一辈子没写过什么晦涩难懂的“文人诗”，就凭《题都城南庄》那28个字，把“物是人非”这回事，写得连不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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