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10年的长安酒肆，暮色刚漫过朱雀大街的青石板，角落里就传来“铮”的一声脆响——十七岁的王之涣把长剑往桌案上一按，酒液震得晃了晃，他抹了把嘴角的酒渍，扯着嗓子就唱开了：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邻桌几个文人模样的人皱着眉侧目，这少年穿着锦缎襕衫，眉眼间带着晋阳王氏的贵气，偏生动作像个江湖客，剑穗上的玉坠还沾着尘土——那是他从绛州老家骑马奔来长安时，一路风餐露宿蹭上的。
谁都知道，这孩子出身官宦世家，祖父辈在隋朝就做过官，后来迁到绛州，也是当地数得着的书香门第，可他偏不按常理出牌，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却整天揣着剑往市井里钻，要么跟酒保聊长安的新鲜事，要么追着行脚僧问边塞的风光，家里人劝他“收收性子，好好准备科举”，他却拍着剑鞘笑：“大丈夫当仗剑走天涯，写些无病**的文章有啥意思？”
那会儿的王之涣，眼里的盛唐是鲜活的。他跟着商队走过黄河渡口，看纤夫们喊着号子把粮船拉过急流；也在绛州城外的猎场射过雁，箭尖擦着芦苇秆飞出去时，耳边全是风声和自己的心跳。
有人说他“放荡不羁”，可他不在乎——盛唐的文人本就该这样，既有“穷经典之奥”的才学，也有“击剑悲歌”的豪情，就像他常挂在嘴边的话：“诗里得有活气，要么是黄河的浪，要么是边塞的沙，要是写亭台楼阁，那跟画在纸上的花有啥区别？”
可豪情填不满现实的坑。转眼到了开元初年，王之涣眼看就要三十岁，同龄的世家子弟要么科举及第做了京官，要么靠着门荫补了地方差事，他还在“蹭蹬”——科举考了两次，一次卡在“策论”上，他写的边塞见闻太“野”，主考官说“失了儒者沉稳”；另一次好不容易进了复试，却因为跟监考官争论“雅乐与俗乐”，被安了个“恃才傲物”的名头，又落了榜。
家里人急得团团转，托了好多关系，才在开元九年（721年）给他谋了个“门子”的身份——靠着祖上的功绩，补任冀州衡水主簿。那天王之涣拿着任命书，站在衡水县衙的门口，看着朱红大门上的铜环，就笑不出来了。主簿是个从九品的小官，管的无非是收税、登记户籍这些琐碎事，跟他想象中“仗剑安天下”的日子差了十万八千里。
好在衡水的日子不算无聊。他白天对着账本核田亩，晚上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写诗。那时候的衡水是运河边上的重镇，南来北往的商人、文人都爱在这里歇脚，王之涣常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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