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诗，都在玩文字游戏，没人管百姓的死活，得改改这风气！”白居易说：“对！应该发起一个运动，写一种新的诗，叫‘新乐府’，就写百姓的苦、官场的黑，用通俗的语言，让老百姓都能懂，让朝廷不得不重视！”
就这样，新乐府运动开始了。白居易和元稹还提出了一个文学宣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章应该为时代而写，诗歌应该为现实而作，不能****，不能无病**。
为了推动这个运动，白居易写了《新乐府》五十首，全是反映现实的：《杜陵叟》写农民被贪官欺负，粮食被抢走；《缭绫》写织锦的女子辛苦织出的绫罗，被皇帝和妃子浪费；《新丰折臂翁》写老百姓为了躲避兵役，故意把自己的胳膊打断。
元稹也写了《新题乐府》十二首，比如《田家词》写农民被赋税逼得家破人亡，《织妇词》写织妇织到手指流血，却换不来一顿饱饭。
他们还带动了其他诗人，比如张籍、王建，也跟着写新乐府诗。张籍写《野老歌》：
“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
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
王建写《水夫谣》：
“苦哉生长当驿边，官家使我牵驿船。
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
这些诗，语言通俗，像说话一样，老百姓都能听懂；内容真实，全是他们身边的事，所以很快就传遍了全国——有的农民把诗抄在墙上，提醒“别被贪官骗了”；有的官员看到诗，怕被骂，不敢再随便敲诈百姓；连皇帝都看到了这些诗，不得不下命令，整顿赋税、禁止宫市。
有人骂白居易和元稹：“你们写这些诗，是在抹黑朝廷，是在挑拨百姓和朝廷的关系！”白居易却反驳：“我们不是抹黑朝廷，是在帮朝廷——朝廷不知道百姓的苦，我们把苦写出来，朝廷才能解决问题，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这不是帮朝廷是什么？”
确实，新乐府运动没白搞——朝廷后来真的废除了“宫市”，减轻了部分地区的赋税，还惩罚了几个贪污的官员。虽然这些改变不能彻底解决中唐的问题，但至少让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一点，也让更多文人开始关注现实，不再只写风花雪月。
锋芒毕露的代价：被骂“多管闲事”，却没忘了初心
白居易在长安当左拾遗的那几年，活得像一把“锋芒毕露的刀子”——敢给皇帝提意见，敢写诗歌骂贪官，敢发起运动改变诗坛风气，得罪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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