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几乎是在总裁发出第三封邀请电的同一时刻,中G中央书记处也正在召开会议。对于总裁的和谈诚意,党内上下早有了共识:
“这不过是总裁为掩盖内战准备、争取舆论支持的又一手段。”
然而,面对全国人民在连年战乱后对和平的渴望,面对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对团结建国的期盼,中G中央不能,也不应该将和平的大门给彻底的合上。
教员同志在会上表示:
“可以去,也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如果蒋总裁要弄虚作假,搞假和平。我们就借此教育人民,击破国民党的谣言 。如果他要打,我们也争取了时间,让全国人民看清谁是真和平,谁是假和平 。”
会议最终决定,由教员同志亲赴重庆,同行的还有周总理,行前,中G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并明确指出:
“谈判的结果如何,决不是单纯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力量对比和斗争。……我们绝对不要单纯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会发善心”。
1945年8月28日,山城重庆天气晴朗。下午三时许,一架从延安起飞的专机降落在九龙坡机场。
当教员同志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出现在舱门时,早已等候多时的各界人士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中央日报》的记者们或许没有料到,这位他们笔下描绘多年的人,竟有如此勇气,敢赴这“鸿门宴” 。
柳先生更是激动地握着教员同志的手,称其此行是“弥天大勇” 。面对记者的追问,教员同志的回答简短有力:
“和为贵”。
当晚,总裁在林园官邸设宴洗尘,两位阔别十九年的对手再次举杯,气氛看上去“甚为愉快”。
然而,真正的博弈却已经开始。
1945年9月,重庆桂园。
谈判桌的一边,是中G代表;另一边则是国府代表。
由于国府对谈判毫无事先准备。他们原本以为教员同志不会来,会谈从一开始便陷入了被动之中。中G代表后来在汇报时说:
“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G意见,不见政府意见”。
9月3日,周总理将中G方面拟定的“十一项意见”提交给国府。这份意见书展现了极大的诚意:不仅明确拥护了总裁的领导地位,并承认三民主义为建国根本,还提出了“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等一系列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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