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站在君王的角度来看，不论是内阁僚臣，还是世家商贾、官宦贵族，都在试图攥取并扩大自身权利，甚至还有利益集合体之间，通过相互勾连，欲持久地维系和把持既有的权利，不管是枉法获益，还是想要传承百年世家，最直接的途径便是竭力限制头顶上的“约束”，解开身上的镣索。
前有太子监国时强行推进的遗产税征收，今有郢州贪腐案严查深挖，这都是皇权为了维护自身权威，而不得不做出的激进反应，亦为君权与相权斗法的具体表现。
说实在的，齐国虽然皇权威彰，但相较于前明时期，已然受到了极大的束缚和限制。
就以内阁而言，凡发出的政令或做出的行政处置，享有极大的自主权，皇帝也不能任意干涉，即使对某项政务持反对意见，也只能“封驳退回”，要求内阁重新作出决定。
另外，按照华夏几千年以来惯有的传统制度，齐国实行“国有大业，皆取决于群议”的原则，即事关帝国重大利益的事务，都必须召开军政联席会议，作为帝国皇帝并不先有成见，由军政两方重臣集议讨论，最后形成全体或大多数赞成的集议结果，再由皇帝拍板决定。
除此之外，帝国还有太祖皇帝颁布的大诰宪章，帝国多年以来陆续制定和推出的诸多成文法令，还有数千年华夏传统礼制（即习惯法），这些皆可作为纲纪政事，维持国本，凡是贤明的君主（守规矩）必得遵守。不能以喜怒爱憎，个人的感情来破法坏法。
即使有特殊情形，也必须先经法的制裁，然后利用皇帝的特赦权或者特权来补救挽回。
齐国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形成敬天法祖的信条，但在传统礼教的熏陶下，自家的祖宗，还是有几分威慑力的。臣子们一旦抬出太祖太宗来教训皇帝，才能措议，说得动听，教得合礼。
不论是敬畏祖宗，还是延承孝道，皇帝的所作所为，多多少少为自家祖宗所束缚，不能轻易违逆祖宗成宪的事。
毕竟，几千年来只有一个王安石，才敢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张狂言论。
而齐国，自太祖皇帝以降，几任皇帝都比较守规矩、讲道理，更是敬祖循法，算是君臣相谐，彼此尊重的王朝典范，基本上维持了帝国政局的长期稳定。
不过，随着齐国工商业的大发展，国内政治也逐步出现分化，逐渐形成了以自由贸易理论和自由竞争主义（即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优胜劣汰为指导原则）为指导的自由派，以及以传统民本思想和皇权主义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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