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赵匡胤又明确告诉宰相，说五代时期藩镇跋扈，多滥杀，朝廷的刑部形同虚设，今后必须有所改观，凡死刑必须上报刑部，由中央朝廷做最终裁决。
2，夺权归地方
962年12月，赵匡胤下诏，在县一级的行政单位中增设一名县尉，主管捕盗及诉讼，再根据县里的人口增设弓手若干。这是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削减节度使等藩镇的权力，同时又对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进行了分化和监管。
自残唐五代以来，节度使多任命自己的亲信为镇将，理论上他们不能干涉地方事务，然而“理论上”从来都只停留在了理论上，事实与之常常背道而驰。他们成了地方上的土皇帝，县令及县吏们全成了摆设，比如通过前文中的很多叙述，让我们有一种错觉，节度使等才是地方一把手，不仅是省军区司令员，还兼着高官、市长、法院院长等。
如今，朝廷以红头文件的形式明确限制了节度使、镇将的权力，让州县官府重新从藩镇手中夺回了地方应有的权力。
3，稀释地方权
963年，赵匡胤在诸州设置“通判”，小州置一人，大州置两人，“凡军民之政，皆统治之，事得专达，与长吏均礼”。
通判既不隶属节度使，也不隶属地方，而是直接对朝廷负责，可以绕开节度使、防御使等中间环节，直接向中央朝廷汇报工作、听取指示，总览州内军民大小事务，差不多相当于“直辖”了。藩镇少管事，中央多管事，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显然，通判的职能范围与节度使、地方政府等存在高度重合。也就是说，在上一条措施中，本来不属于藩镇却被藩镇长期霸占的权力被归还给地方政府，而这一条则使地方政府的权力被通判稀释，从而以“直辖”的方式把权力收回到了中央朝廷。
这些“通判”们可谓福至心灵，对自己的角色设定和职场定位有着非常精准的把握。他们到任地方后，积极打压地方官员，并将潜规则公开化，毫不避讳地公开扬言：“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
有些事可以做，但有些话不能说，大家心照不宣，所以才叫潜规则。通判们有恃无恐，公开打压地方官员，“长吏举动多为所制”，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影响之恶劣，俨然成为一场波及全国各个角落的政治运动。官不聊生了属于是。
终于在966年11月，赵匡胤不得不下诏予以约束：
“诸州通判无得怙权徇私，须与长吏连署文移，方许行下”。
敲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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