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伐定州王都之时，他的部将梁汉瑭缴获了王都的胯下宝马，范延光陷害梁汉瑭而取之；另一个则是谋害秘琼而取其财货姬妾。
晚节不保，发动魏州叛乱。后人对此并不深加苛责，毕竟石敬瑭也是“惧而谋叛”，只不过石敬瑭成功了，范延光失败了而已，成王败寇，无可厚非。
范延光饱受诟病的，是他在叛乱失利后，忍耻偷生，最终在屈辱中死去，太不男人，看看人家李从珂，举族自焚，虽然都是死，但李从珂死得轰轰烈烈，受人尊重、博人同情，而范延光则是受人耻笑。
《旧五代史》对范延光毫不留情地予以嘲笑：
“何非夫之甚也！”——真不是个男人！
“既力屈以来降，尚厚颜而惜死，孟津之殁，乃取笑于千载也。”——千载笑名
范延光死后，那批带诅咒的钱财就连本带利地转移到了新主人——杨光远的手中。
这位秃头断臂猛男影帝杨光远，在平定魏州范延光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了嚣张跋扈、不臣之心，他迟早也是要谋反的。
天福年间最不缺的就是谋反叛乱分子，与连年的自然灾害一样。石敬瑭这七年皇帝当得实在窝心，对外事奉契丹爸爸当儿子，对内姑息隐忍装孙子，举头三尺有天灾，俯瞰四海皆叛臣。
魏州平定后，杨光远请求入京觐见。石敬瑭批准。
杨光远来京师的原因比较简单，就是要扫清朝廷中的“奸佞”。在他看来，自己之所以未能在前线立功，全是因朝中奸臣作梗。他口中的奸臣便是桑维翰、李崧等文官集团。
自打郭崇韬死后，后唐时期的宰相已经很少兼任枢密使，以避免权力过度集中，而石敬瑭迫于现实压力，让宰相桑维翰、李崧身兼枢密使。这就让刘处让和宦官们非常不悦，总想找机会搞掉二人。
在杨光远围攻魏州时，刘处让常因军务往来于前线与朝廷。前文说过，杨光远挟寇自重，经常干涉朝政，石敬瑭对此采取姑息态度，而桑维翰、李崧等文官集团对此坚决反对，坚持依法依规、照章办事，杨光远的很多非分请求也就此遭阻，杨光远为此大为恼火。
刘处让则见缝插针，告诉杨光远，说这都是那些宰相们的馊主意，是他们蛊惑圣听。于是，杨光远对桑维翰、李崧等文官集团恨之入骨。
魏州平定够，杨光远立刻连上密章，控诉桑维翰、李崧拖后腿，给自己的军事行动掣肘，要为这一年多的僵局负主要责任。
杨光远控制着魏州，还遥控着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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