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荆南
荆南节度使高季昌加守太尉、兼尚书令。高季昌奏请将夔、忠、万三州割还荆南，李嗣源同意。
前文反复强调过，荆南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既是后唐帝国的南大门，又是四战之地，地接后唐、蜀、楚、淮南，真正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虽然高季昌地狭民弱、兵微将寡，打仗从来没胜过，耍赖从来没输过。他将军事上的劣势变为地缘政治上的优势，间于齐楚，却左右逢源，把比他强大的中原王朝、淮南等势力玩弄于股掌。
高季昌在这个时候提出割地请求，就是号准了李嗣源的脉搏，公开敲竹杠。李嗣源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能吃哑巴亏。
李嗣源以大局为重，暂时稳住了荆南，但随后，双方就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武装冲突，这是后话。
1.7西北诸藩
给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加食邑一千户；将延州彰武军留后高允韬转正，正式任命为延州彰武军节度使。
西北地区，如夏州、灵州、延州、绥州等，自唐朝末期以来，就已经脱离了中央的管控，虽然一直奉中原王朝正朔，但享有高度自治权。“黄巢之乱”时，夏州小将——党项人拓跋思恭讨贼有功，被赐国姓，获封“夏国公”，授予夏、绥之地，并赐其手下武装军名——定难军，从那时起，这支“党项羌”就长期控制着帝国西北部。
其后，无论是后梁还是后唐，乃至大宋，他们的领导者一直向中央王朝称臣、奉正朔，到了大宋宝元元年（1038），其首领李元昊建国称帝，改国号为“大夏”，建元“天授礼法延祚”（开创六字年号，空前绝后），史称“西夏”。
李嗣源称帝后，给以夏州李氏首领（拓跋氏）加官进爵，以示笼络，得到了积极的回应，西北诸藩承认了李嗣源政权的合法性，向李嗣源宣誓效忠。西北边陲得以稳定。
2，后唐外部
既有内部中的外围，又有完全的外部（族）势力，该“外部”的定义参照“后唐内部”。他们是李存勖的“伐蜀后遗症”，因为伐蜀战争是李存勖在濒临崩溃时的一次豪赌，在此期间，李存勖朝廷弱不禁风，无力再生事端，所以不得不对其他军政实体采取妥协退让，答应他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而他们也无一例外地对李存勖展开了敲诈勒索。
李嗣源弱势接盘，政权初创，更是脆弱无比，毋庸置疑地也将被他们敲竹杠，处处妥协。这是李嗣源朝廷的“对外”基本国策。
例如上文所说的荆南高季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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