芸姚在凡间行走，拜师诸子百家，除了法家会把如何统治野人、黔首的手段写下来之外，对于其他的诸子百家而言，他们基本都不会考虑这些存在。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的斗争。
考虑的内容也不是如何让野人、黔首安心工作，因为在春秋战国的野人、黔首他们就应该工作，根本没有任何的疑问。不会有为什么他们不能离开土地，为什么不能做官，为什么不能做生意的疑问，因为他们生来就是干活的人。
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治人。春秋的社会就是分为劳力者和劳心者，诸子百家这么认为，野人黔首也这么认为，他们都是毫无疑问地接受自己的身份出生的，劳力者和劳心者是出身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
所以野人黔首不会考虑种田之外的事情，诸子百家也不用考虑治理他们的问题，他们主要考虑的还是天子和诸侯，诸侯和大夫之间的尖锐矛盾。
但到了法家，特别是秦国之后就有了变化。商鞅南门立木的对象就是秦国黔首，所以才会被记录在历史之中。
如果商鞅南门立木的对象是士，是大夫，那根本没有必要大书特书，因为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士为知己者死的故事不要太多。商鞅的目标如果是士，那么他最多也就是获得一个死士，没什么了不起，历史上的死士故事远比南门立木要精彩。
但南门立木的目标不是士，也不是国人，而是秦国黔首，也就是世世代代种田干活的野人，他们出生就是劳力者，大夫和诸侯打来打去，诸侯和天子打来打去与他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不管谁做主，他们都是种田的。
商鞅给了他们种田之外的机会，那就是去打仗，他的军功授爵就是让黔首变成士兵，让他们通过杀敌来获得战功。
有人说商鞅把人变成了除了种地就会打仗的机器，但如果没有商鞅，那么秦国黔首就是只会种地的机器，战争根本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秦国黔首有了其他的选择，所以秦国法家就面临了一个新的矛盾，那就是如何统治黔首。黔首现在也会打仗，也会结盟，也会有新的述求，也变得不安分了。
秦末的农民起义并不是意外，就好像科学并不是意外一样。科学在宗教中酝酿，因为神父需要通过科学证明上帝的存在。而农民起义在大统一中酝酿，因为秦国黔首早就认识到除了种田之外还有其他出路，如果活不下去他们可以去战斗。
所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并不是突然就冒出来的，而是商鞅南门立木之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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