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入冬之后，淮南尤其是寿春的氛围较之往年多有不如，最明显的一点便是往来客旅变少，不要说比之去年中原大捷之后那繁忙景象，甚至较之前两年都差了许多。
造成这种现象，原因自然有多方面的。比较乐观的一个理由是，淮南的发展已经达到一个临界点，经过往年不遗余力的铺设商路、吸引客商，大凡有实力能够跨境北上淮南经商的时人，差不多都有来此行商的经历。
这过程中自然有赢有亏，有的被淘汰出局，有的则逐渐壮大。而因此得利的那一部分，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那一波招商浪潮中也多数由行商转为坐贾，在淮南当地置办了不菲的产业，俨然已经便成了本地人。
还有就是淮南商运模式的成熟，晚春一直到入秋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因为水路运输的便捷旺盛，成为一个繁荣的运输并储货期。而秋日之后，运输成本便陡翻数倍，加上淮南当地储货亮惊人，基本能够满足市场所需，即便耗时耗力运来货品，也难获得丰厚的回报。
而且经过有一年的发展与积淀，淮南都督府治下已经具有了相当扎实的自给能力，今年向外开具的订单甚至不足去年的三分之一。
加上淮北豫州、兖州等几郡已经从去年的沦陷区转为都督府治土，那些原本作为买家的乡宗们也享受到都督府政令关照，自然不需要再大量采购。
如此便造成了官方与民间两个市场都有不同程度的萎缩，所以今年的市面自然便显得尤其萧条。用沈哲子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时代的机会窗口已经逐渐合拢，类似往年那种以小博大的黄金机会已经越来越少。
当然沈哲子自己也清楚，行商突然陷入一个低潮期，也与都督府政令的改变有关。往年为了吸引江东人力物货的北输，都督府在管理方面可谓是极为粗放，除了对少量禁品管控严格之外，其他方面几乎没有更大的约束。
尤其在行商最为重要的运输通道和运费方面，都督府所提供的便利和保障可以说是此前历代、包括一些割据政权在内都不具备的优厚。
可是在今年上半年开始，都督府在这方面的管制便日渐严格起来。比如去年直接引发合肥事变的私运事件，今年成了重点打击的行为。
尽管去年都督府通过对那豫章罗氏的处罚已经彰显出态度，但人为财死，这种近乎白捡的收入又有多少人能克制得住？
随着江东朝廷与淮南都督府关系日渐严峻，在地方上的钳制也变大，通过重点惩处这一部分商贾来打击淮南都督府威望。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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