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明黜陟、抑侥幸”。
“明黜陟”指的是当时北宋官员的升迁制度。
宋朝皇帝为了笼络士人的心，给出了非常宽泛的升官标准。即，文官三年一次，武官五年一次，只要期间不犯错就可以官升一级。也就是说，考核官员晋升的条件不是看谁更优秀，而是看谁更少出错。
谁都知道，做事情就有可能出错，不做事情则绝不可能出错。于是赵宋的官场就变得越来越佛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了绝大多数官员的处世之道。
范仲淹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改革晋升制度，将官员执政期间的政绩纳入考核标准。同时还完善奖惩条例，过去不犯错就能得到晋升，但现在不作为便是错，虽然不会因此被罢官，但却会被调任到闲职部门，从此与权力无缘。
“抑侥幸”是指改革北宋近乎泛滥的恩荫制度。
从赵祯的父亲宋真宗赵恒时代开始，北宋官员就对每年的南郊大礼，以及万寿节（皇帝生日）充满期待。
因为这两天皇帝要向臣子们广施恩泽，从两府大臣到各路提点刑狱官以上，都可以向朝廷申请恩荫名额。
比如某位翰林学士每年可以恩荫一位子侄当官，数十年下来，光这位翰林学士一人就可以带出几十个新官。
这样的官场生态显然是极不健康的。
北宋冗官现象越来越严重，很大一部分原因便在于此。
范仲淹提出的“抑侥幸”正是要抑制这种极不合理的“侥幸”。
范仲淹提议两府并两省官遇大礼只允许恩荫一个亲生儿子充任京官，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七大姑八大姨家的子侄都可以恩荫；各路转运使及边任文臣到任二年后才可以申请恩荫。
范仲淹提出的“明黜陟、抑侥幸”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北宋冗官愈发严重的问题。
可也因此，范仲淹得罪了太多既得利益集团。
结果，由范仲淹主持推行的“庆历新政”在运行了一年零四个月后就宣告失败。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改革派大臣也纷纷被排挤出了朝廷。
由此可见，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帝王支持，再有能力的官员，也无法撼动既得利益集团。
而到了赵佶这一朝，冗官和任人唯亲的问题差不多已经达到了巅峰，寒门子弟要想出人头地，更加艰难。
而且，赵佶还大兴太学，搞得一年就有三四千个太学生诞生。
这就使得寒门子弟，在这狼多肉少的恶劣环境下，更加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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