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规章制度，以人格或是魅力就可以直接进行有效的领导，而一旦突破一百五十这个人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体现出来了……
这个定律或许有些偏颇，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说明了组织架构管理上面的问题。就像是当下，斐潜的政治集团逐渐的扩大，最底层的官吏和斐潜的距离在被不断的增大，除了在斐潜身边的这一群人会比较容易的接触到斐潜，并且受到了斐潜的影响之外，那些中层，或是底层的官吏在长期外放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
水镜先生司马徽也说道：『汉初叔孙通依世谐俗，制定朝仪，以定规矩，乃分轻重，此为长治久安之要也……』
对于在厅堂之内大多数参会者来说，都觉得自己能够参加此次的会议，是代表了一定意义上的创举，甚至可以说将见证，或是奠定了将来大汉治国理政的基础和标准，每个人都十分的兴奋，在郑玄和司马徽开头之后，便是这边一言那边一语的议论了起来。
儒家么，似乎先天对于这种『礼仪规范』就很有兴趣。
斐潜一边听，一边让王昶和诸葛瑾在一旁记录。
整个执政的风气，是从上至下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下面的风都是散乱的，若是要以下面的为准，那么上面的自然就是昏头昏脑，毫无头绪。
所以只有在政治层面上的风气统一了，才会对于整个大汉社会层面造成影响。
就像是西汉初期，因为上层政治层面的原因，导致很多时候为了解决问题，就是急躁的推出各种法律法规，而这些法律法规又因为相互之间没有很好的系统化，最终导致相互违背，甚至冲突。
西汉当中就有记载说当时的『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说明大汉当时即便是专门的法律工作者，也无法适应这种混乱且无序的律法，更谈不上利用律法来有效的解决纠纷，调理社会冲突了。
以至变成了，『人轻犯法，吏易杀人』！
动不动就出台一个什么新法规，根本不讲究什么相互关联，也不管什么后续影响，顾头不顾腚的法律法规，使得在汉武帝之时酷吏横行。这些酷吏或许有个别人是忠心为国，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借着鸡毛当令箭，以各种拗口混乱的法律法规谋取个人私欲，『刚暴强人』，害人不浅。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吃过了苦头的大汉上层建筑开始转变了风向，开始求谨求厚。
东汉光武帝中兴之时，光武帝自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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