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们更是直接把发行量提升到了1500万锭……
『董贼之时，以恶钱横行……』说起当年的事情，斐潜多少有些感叹，在这个环节上，其实他也是幕后小黑手，只不过斐潜是向士族世家伸出去，而士族世家则是加在了民众身上而已。
严格上来说，斐潜当时并没有跟着铸造恶钱，只是低收高卖，在货币价值高的时候借出货币，然后采购商品，然后等货币价值暴跌的时候，再以货币结算，赚取差价而已，虽说有些趁火打劫的嫌疑，但还是属于商业范畴。
董卓要铸恶钱，不是因为董卓喜欢恶钱，而是当时庞大的军费和财政开支，加上董卓将大量的货币自己私藏，不拿出来进行流通，使得朝堂上没有铜可以铸钱来支付相应的费用，以至于不得不开始铸造重量更轻或成色更低的钱币，用它们支付官员和士兵的俸禄薪水。
而董卓这样的行为，则是掀开了大规模盗版铸币的序幕。
因为很简单，小规模的仿制，其实是不怎么赚钱的，而且因为仿制钱币上为了牟利，必然会出现一定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即便是文盲的民间黔首也能发觉的，所以小规模的伪币其实并不容易流通，也不可能给伪造者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只有当朝堂公然制造大规模恶钱，并且以强制命令推行的时候，才是伪造铸币的绝佳时机！
所以实际上，当时董卓铸造出现的恶钱，数量并不是最多的，而随之而来山东士族的所谓『民间盗铸』，才是真正导致五铢钱货币体系崩坏的根本原因。
表现在物价通货膨胀上，古代和后世的就有所不同，古代大多是梯形，有一个平台期，而后世是斜坡，一路往下滚。
因为在古代，除非是中央朝堂有预谋的事先积攒大量旧币，短时间内迅速熔铸成新币投入市场，否则所谓的那些『民众』，就有充分时间置备私铸工具，与中央朝堂争夺铸币利润。可是中央朝堂之所以滥铸，往往是迫于财政压力，如果国家府库中已存有大量旧币，哪里还用滥铸呢？
所以，大多数选择滥铸的中央朝堂，是无力与『民间』的盗铸者赛跑的，也抢不到多少铸币利润。这也解释了古代的币值变化的梯形特征，在古代铸币经济中，除非中央朝堂短视到极点，否则不会轻启滥铸，而一旦启动了滥铸，盗铸就如火上浇油，造成急速通胀。
那么以律法来治理有没有用呢？
有用，但是挡不住滚滚而来的铤而走险者……
《汉书》中记载，王莽时期『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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