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卫系统与文官集团有着天然的敌对属性和矛盾，而且这种矛盾是根本无法调和的。
文官们有着属于自己的傲气，自认为饱读诗书的他们，从心里便看不起这些没甚文化的将官校尉，自己的升迁也指望不上对方，而且这些家伙还是来监视自己的，所以绝大多数文官根本不屑与厂卫打交道。
厂卫系统的想法和文官们差不多。
在他们眼中，这些大头巾仗着自己读过几本破书，就瞧不起这个，看不上那个的，说话的语气里就带着让人不舒服的蔑视，这不就是标准的欠收拾吗？
这天下是皇爷家的，可不是你们这帮酸腐文人的，老子虽说没读过几本书，可老子们却是皇爷自家人，晓得只要天家安稳，我等就能世世代代跟着穿衣吃饭，老子们的俸禄，一家人的吃穿嚼用都是皇爷赏下的，你们这帮玩意算老几？老子吃你家还是喝你家的了？
爷爷们只要把皇爷一家伺候好了，只要立了功，到时皇爷一句话，老子青云直上，小旗到千户也不是没有可能，崇祯八年至今，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多少原本籍籍无名的校尉，要么因为踏实肯干立下功勋，要么豁出性命挣了功劳，最后还不都是从最底层拔擢到副千户、千户这样的高位？
咋地？这事你能给爷爷办成不？办不成你还给爷甩脸子呢？信不信爷爷大耳刮子抽你！
找刺挠不是？
正是在双方这种互相敌视的心态下，大明开国两百多年以来，吏治最清明的时代到来了。
这一切都有赖于厂卫对文官的全面监督，而这种监督也在无意间，推动着两个系统不断的完成自我升级和改造，这是朱由检没有想到的，结果却是他喜闻乐见的。
按照新朝规，在地方主官以及提刑按察使司审理案件时，驻地御史和锦衣卫必须派员旁听并记录，以防徇私枉法事件的发生。
在这种新机制下，审案者为了自己的名声和前程，不得不打起精神熟读各种刑律，以免将来出现冤案时遭到清算和追责，这就使得大明地方主官以及提刑按察使司相关官员对律法的运用变得精确无比。
与此同时，随着参与旁听次数的增加，御史和很多将官校尉耳濡目染之下，被动的吸收了诸多律法知识，潜移默化之下，不自觉的成为了半个行家。
在旁听时，一旦有判案者用错某条律法，这些旁听监督者便会当场指出其错误，久而久之，大明冤假错案率有了极大的下降，大理寺发回地方重审案件一年也没有几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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