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的地理学，对一国影响至深。当下中国正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从战略上定位不同区域，构筑全国新发展格局，尤为重要。本文分析了80多年前的中国定都之争中，钱穆先生所提出的“首都论”及其及背后的文化地理学，为我们呈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战略视角。
钱穆先生把西北地区视为关乎中国未来政治命运前途的“心脏地带”，因而主张定都西安，北京则为陪都。定都西安既有深远的经济地理原因，也是对未来中国立国大计的宣示：以一种逆势进取而不是安于永逸的国家精神，来宣示对西北边疆安全和地区建设的关切，通过西北地区的建设来振兴整个中国。一言以蔽之，“中国之不治，其患在西北；新中国之治，其希望亦将在西北”。
钱穆关于中国立国形态的独特思考，不同于当时陆地强国苏联和海上强国英美，而试图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国文明道路。他这一设想虽因种种现实条件未能施行，但却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政治地理格局、立国形态和文明发展道路的深刻省思。如今，西北资源天然向东南倾斜，东部人口过度增长，弊病和缺陷已逐渐暴露。当下中国能否“反求诸己”，在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脉络中兼收并蓄，走向“民族之再生”，乃至“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需要更为深远的谋划。
“建国于大地之上”：钱穆的首都论、立国形态观与文化地理学
从1937年11月蒋 介石迁都重庆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这一时期的首都更替激起了当时中国政学两界对建都问题的激辩，首都问题成为民国中晚期风靡一时的宪制议题。傅斯年、胡焕庸、张其昀和钱穆等人各自撰文立说，逐渐形成建都西安、武汉、北京和南京等多派主张。
钱穆先生从1942年至1946年陆续撰写并发表《战后新首都问题》《论首都》等政论文章来予以回应，足见钱穆对首都选址，及其背后政治及文化意涵的关注和重视。
对钱穆而言，这数篇文章绝不是简单应对一时的政治议题和时代需要。钱穆认为，首都的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学意义还远远没有被时人充分挖掘和阐明。
1951年，钱穆在台湾应邀发表一系列演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和人物”一讲中，他重提自己当年的首都说，并通过“文化地理”这一概念，从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来看待首都问题所反映的立国形态与中国历史大势的内在关联。
简而言之，自1940年至1960年间钱穆的首都论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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