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监寺部院衙署都予以保留外，周鹤、钱择瑞、朱沆等主要的朝堂文武官员在襄阳皆有府邸私宅。
在文横岳任襄阳留守期间，还主持修建了总长近六十里的外廓城墙，将汉水以南的襄阳城依山川地势扩到十三四里纵深，整体要比未经扩建的建邺
大出三四倍。
建继帝在生前，也一直视迁都建邺为权宜之计，更多想着有朝一日能还都襄阳，以襄阳为基推动北伐、收复中原的大业。
这也是徐怀在说服周鹤、钱择瑞等人之后，迁都阻力没有那么大、快速推进的关键原因。
进入五月之后，江淮、河淮全面进入汛季，特别是淮河沿岸受战事摧残，堤坝常年失修，入汛之后两岸，包括主要支系河流在内，皆是洪水泛滥——受淹区域不仅限制步骑通行，同时还因为淹水深浅难测，舟船也难以通过，对敌我双方来说都是不利于发动战事的，敌我双方也因此进入静默期。
徐怀也是从容不迫的亲自护送绍隆帝及文武百官迁回到襄阳。
襄阳这边除了潘成虎权知府事，徐忻出任兵马都监兼知襄阳县事，以及陈松泽、苏蕈等人执掌皇城司，负责宫禁及绍隆帝宿卫、贴身侍卫等事务外，朝堂之上以顾藩为尚书左仆射，实际执掌政事堂；钱择瑞继续以佥书院事具体负责枢密院的日常事务——徐怀虽任枢密使，但平时不常驻襄阳，根本无法兼顾枢密院的日常事务。
周鹤改任御营使，武威郡王赵翼以门下左丞兼礼部侍郎；乔继恩出任都知内侍省事，兼管齐王府与宫禁事务。
宁慈等人虽说一直以来都跟京襄（楚山）尿不到一壶里去，但并未参与“逃京之变”，没有其他明显的把柄，自然也是官居原
职，共同维系中枢的运转。
襄阳作为京师，理论上就不再隶属于京襄路，转归中枢直辖，为弥补京襄路的财赋缺口，同时也是为了更好统筹安排桐柏山、淮阳山所涉到的州县防务安排，将随州、安州从荆湖北路划入京襄路。
除了蓟州从裁撤的淮南西路划出来，以及硖州划入荆湖北路外，徐怀还将完成围垸、垦屯的新蔡县划归鄂州。
对葛伯奕离开之后的荆湖南路的处置，除了将硖州划归荆湖北路、将荆州南四县划归荆州外，徐怀举荐朱沆以尚书左丞出任荆南制置安抚使。
一方面中枢除了朱沆等有限数人外，也没有其他人有足够的威望，去坐镇葛伯奕残留种种影响的荆湖南路。
另一方面朱沆虽说内心更忠于赵氏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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