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对海外的政策，完全没有任何仁慈可言，这其实是非常奇怪的一种状态，因为按照儒家的正确而言，应该是宣德化而柔远人，这个正确，其实在北宋就建立了。
北宋年间，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病逝，继位的哲宗年仅十岁，皇太后临朝称制，主少国疑之下，王安石还要坚持变法，皇太后启用了司马光。
司马光回到朝廷，立刻废除了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甚至连元祐北伐收复的土地，原封不动的还给了西夏。
宁愿弃地，也要搞政斗，就是典型的为了斗而斗，司马光把地还了，直接咽气，一命呜呼。
自那之后，宣德化而柔远人，就成为了一种正确，这种正确，在崖山之后，彻底消失不见，一直到明英宗天顺年间，再次成为了正确。
朱祁镇被瓦剌人俘虏后，大明击退了也先，从瓦剌人手里要回了朱祁镇，朱祁镇在南宫住了七年，在景泰八年发动了夺门之变，重新登基。
这个时候，朱祁镇迫切的需要一个合适的说法，来解释土木堡天变，否则他的复辟，就缺乏了足够的合法性。
而不宣德化、不柔远人，就成为了一种错误，说是正统十四年，也先遣使朝贡，王振以使团实际人数给赏钱，不足以前的五分之一，引起了瓦剌人震怒南下，才有了土木堡之变。
这种解释，即便是在天顺年间，都站不住脚。
土木堡的幸存者，大学士李贤，在奏疏里直接阴阳怪气，把当初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钦天监正彭德清等人阻拦皇帝亲征的事实写了出来。
打仗的国公、主抓军事的兵部，连钦天监都借着天人感应，拦着明英宗，理由都是一致的：
皇上宗庙社稷之主，诚不可不自重，主上系宗社安危，岂可轻进，倘有疏虞，恐陷天子于草莽。
朱祁镇想要把土木堡之变的罪责，归咎到‘惠’的不够多，而李贤作为朱祁镇的首辅、内阁大学士，不认为是‘惠’的不够多，是他朱祁镇不听大臣劝告阻拦。
打仗绝不是儿戏，是一件非常严肃，需要慎重再慎重的国朝大事，直接把腹心露给对手，让将士们怎么打仗？
当然，也不是不能把腹心露给对手，比如成祖文皇帝五次亲征，只要出塞，草原人立刻远遁千里，要是有文皇帝那种威震天下的武功，这么做，当然没问题，还没开战，对手就吓的士气全无，自然战无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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