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例子就如二凤，若非天竺的郎中有名，李二凤也不会死马当活马医去试一试。
另外就是佛教的理论体系要更加完善，这一点古佛教能把古道教吊起来打。
古道教采用的是本土的幽冥认知，即灵魂不灭，死后入阴司，生活如阳间。
这套古朴的幽冥观从汉代起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便是“福德不一致”，即使是大儒上师也很难解释为什么恶人享福禄，好人空遭殃。
佛教就不说了，轮回转生咱们都听过，这套理论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解决了上述的这个道教死穴。
以上两点简述就是，佛教的药方更有用并且更会辩经。
也是靠着这两个优势，佛教才在古中国站稳了脚跟，并且填补了贵族阶层中道教的空白，得到了官方力量的扶持。
咱们之前也讲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家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互相抄互相辩经的境地。
比如西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作《老子化胡经》，试图从根本上当佛教的大爹。
佛教不甘示弱，作《正诬论》、《清净法行论》，称孔子老子都曾在释迦牟尼的菩提树下听课。
而到了南朝时，一个叫顾欢的道士更直接的撰写了一篇《夷夏论》，主张华夷不两立，指责佛教乃是西戎之法，来华夏传教必然包藏祸心。
佛教不甘示弱，表示贫僧未必包藏祸心，但你们道教那是真的大逆不道啊。
甘忠可和张角的旧事被佛教重新挖了出来，再加上一些黑历史，佛教直接给道教扣了一堆罪名。
凶逆、群妖、挟道作乱、左道惑众便是当时的高僧对道教的称呼。
而在佛道互相攻讦之余，乱世的疫病依然横行，朝不保夕的生活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颠沛流离的生活，民不聊生的现实，分离动荡的社会，这些都使得从武帝起儒家对个人强加的枷锁急速松动。
就如后世常叹的“国家不幸诗家幸”一般，这些因素相加让民众思想更加自由，创造力也更旺盛，古代第一波传世的艺术家大多都是诞生于这个时代。
而最终这些铺垫也成了隋唐盛世最好的底料，经厚积薄发，最终酿成了华夏文化最为璀璨的篇章之一。
而其中，疫病的功劳，或许功不可没。】
对李世民来说，如今的甘露殿又成了最早他听光幕时最熟悉的状态。
吃点瓜果，饮点小茶，眼睛应接不暇，脑袋查漏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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