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拜的华夏古礼。
齐先生晚年身体不好，患严重的糖尿病。后来，病就越来越重了。他躺在床上，但床上还摆着西文书，说明老先生病中仍不废读，治学精神实在令后学敬佩。
翁健独最佩服陈先生寅恪、伯希和，闽南人。翁先生口才很好，善于议论发挥，具体材料讲得不多。翁先生是元史专家，他对元史很有研究，是比陈垣先生晚一辈的元史三大家之一(另两人是邵循正、韩儒林)。他下笔极慎，平生只写过六、七篇学术论文，但质量很高。
翁先生为什么要提到这件事呢？翁先生那一辈的学者受实证史学影响很深，最怕著作中出“硬伤”，似乎一出“硬伤”，被人抓住，便“永远翻不了身”。我认为，当然要力求避免“硬伤”，但因为怕出“硬伤”而不敢下笔，就不对了。一个人一辈子所写的东西，要想一处“硬伤”都没有，我看几乎是不可能的。
翁先生很佩服陈先生寅恪先生，曾在课堂上说：“如果能请陈先生来京大，即使不上课，也是我们的光荣。”对西方学者，他最佩服伯希和。他对我说，伯希和真厉害，《马可勃罗游记诠释》中的一个注，就是一篇考据的大文章。
翁先生待人宽厚，一生帮助过许多人。试举数例如下。他的老师邓诚之先生为人耿直，议论无所顾忌。解放后，翁先生很怕他因发言不慎惹出事来，便劝邓先生退休，邓先生同意了。那个艰难的时候，翁先生对我说，邓先生幸亏退休了，否则很难过这一关。还有他保护几位教授的事。
后来，京大在合并于北大前，发生过一个“骂人团”事件。在一次批判会上有人要动武打人。翁先生在场，当时他是京大代理校长，左派教授，在学生中有较大威信，经他极力劝阻，才把事态平息下来。还有一次，我在他家遇到一位客人，这人走后，他对我说，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萧乾。萧是《大公报》名记者，被错划为“右派”。萧也是京大校友。后来我知道，萧被划“右派”后，翁先生毫不歧视他，待之如常，而且多次帮助过他，故萧对翁很感激，常去翁宅看望。
还有就是周先生，周先生现在号称是国学大师啊，也是研究世界史的顶尖了，但是呢，我现在和唯一健在的先生反而基本上没有联系了，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也不知道是谁的问题，我当初劝过他，他不听说我不进步，再到后来，等恢复了之后呢，他可能也是不好意思和我见面了吧，不管怎么样也是我的先生啊，哎！
有机会你自己看看梁效这个含义，就知道他的历史了，我也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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