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说到此处，稍作停顿，见韩世忠听得入神，便喝口茶继续说道：“至神宗皇帝即位，豪强盘剥，税赋日重，以致国内生变，外又有交趾作乱，实为内外交困、国力日乏之局。但其仍能大胆起用王安石为相，效秦时商鞅变法故事，一改祖宗之法，行熙宁新法，实乃大才也。然新法之弊未去，又顾虑旧臣之反对，首鼠两端，终使富国强兵取土之法难以施行。究其原因，乃是其对新法信心不足，又无雷霆之手段，其才不足矣。若是换作太祖皇帝临朝，则新法必能贯彻，则国力日盛。但其虽新法未成，却立后世之基，又有元丰改制，去官吏冗余，实乃大善。然其志大才疏，虽有席卷八荒之雄心，却难有祖宗之雄才，富弼曾劝其二十年内不可用兵，然其十年之内却是数用其兵，以致有永乐城之惨败。是故神宗皇帝虽天性孝友，其入事两宫，必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又尝与岐、嘉二王读书东宫，侍讲王陶讲谕经史，辄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称贤。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励精图治。又以王安石入相，使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然宋政之乱，亦自其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
“哲宗皇帝即位于幼，高太后临政，使新法尽去，旧臣当道，始有元祐更化、蜀洛朔党争，使神宗一朝之功业尽废。尽至其亲政，又一反旧法，任用新臣，重开王安石新法之路，于是朝堂之下争论不休，反将新法搁置，陷于党争，于是有绍圣绍述。于是经济上虽以恢复新法为号召，实则只是恢复元丰年间旧例，反阉割新法之中富国之策，而在抑制兼并等事上，比起元丰年间反为倒退，使变法之初衷丧失殆尽。且其在位之时，立意用兵，虽先后大胜西夏、吐蕃，使其重归为宋之属国，又行诏令于天下，四夷皆服，但使得国力日虚，再难为继。是故哲宗皇帝以冲幼践阼，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马、吕诸贤，罢青苗，复常平，登俊良，辟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几仁宗。奈何熙、丰旧奸枿去未尽，已而媒蘖复用，卒假绍述之言，务反前政，报复善良，驯致党籍祸兴，君子尽斥，而宋政益敝矣，实为可惜！”
“及至徽宗皇帝，章惇曾言：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但向太后以己无子，神宗诸子皆庶为由，主张立哲宗次弟端王，方有徽宗皇帝之位。即位之后，又由向太后主持朝政，复又用旧法之巨，将哲宗年间新法尽去。还政之后，徽宗皇帝更是亲小人，远贤臣，先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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