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生的清议早在前汉之时，就已经有了，其间以太学生王咸举幡聚众、拦道丞相车架请愿、诣阙上书，营救被下狱问罪的司隶校尉的鲍宣最为出名。而到了本朝，太学生参与朝政，才是真正的兴旺之季。特别是到了桓、灵二帝之时，太学生的运动高潮迭起，而且一次比一次强盛。
如桓帝之时，冀州刺史朱穆打击宦官权贵，被宦官构陷，问罪下狱，时为太学生领袖的刘陶就带领着数千太学生、士人诣阙上书，大声指责宦官集团的罪恶，赞扬朱穆出以忧国之心和志在肃清奸恶的立场，表示众多太学生、士人愿意代替朱穆服刑劳作，如此声势之下，桓帝虽然心中不满，但碍于舆论压力，不得不赦免了朱穆。再到周良所言的太学生张凤等人诣阙上书，成功营救皇甫嵩一事，直到最后，党锢之祸再起，年过八旬的陈蕃闻讯，率太尉府僚及太学生数十人拔刀剑冲入承明门，声称要清君侧，尽数被捕而终。
这些太学生确实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影响动摇了多次朝廷之上的君臣决议，干出了一番代价惨重的轰轰烈烈的大事情。而太学生的领袖如郭林宗等人，就更是名动天下，褒贬人物，在士林的舆论之中掀起了一场场的风暴。
可惜太学生清议朝政，针砭时弊的盛况已经随着党锢之祸烟消云散，鸿都门学后来居上，作为宦官与党人的太学相抗衡的产物华丽登场，诸多鸿都门学中依附宦官的士子学成辞赋字画之后，就被外放到了地方出任刺史、郡守之职，权势炽热一时，但如今也随着宦官一派的尽数被灭而走向衰败。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阎行时下能想到的，就是既不能轻视、排斥甚至打压这种清议，但一定程度又得去引导这种清议的话题走向，防止朝廷完全陷入到了被动之中。毕竟，这种“一字之褒，宠愈华衮之赠;一言之贬，辱过市井之挞”的褒贬人物优劣的做法，失去了节制和约束，就会演变成坐堂客的夸夸其谈，严重的话更是演变成一种空谈误国之论的社会风气。
想到这里，阎行也放下箸匕，开始低声说道：
“党人清议，虽云以德相交，所行皆有大义为导向。但其中亦不乏士子儒生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相求。同则誉广，异则毁深，朝有两端之议，家有不协之论。本朝之初，马伏波告诫子侄时曾言‘龙伯高敦厚周慎，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元善可知此言何哉？”
龙述龙伯高、杜保杜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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