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基础，为改革后当地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将农民培训成为工人。地方政府竞争中的关键一环，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评价地方主管，并将这种评价纳入升迁考核，各地政府不仅要在市场上竞争，还要在官场上竞争，这种“市场+官场”体质有三个特点：第一，将官员晋升的政治激励和地区经济表现挂钩；第二，以市场竞争约束官员行为；第三，当地的经济表现能力为地方官员和政府工作提供及时的反馈。“市场+官场”的竞争体质可以帮助理解我国经济的整体增长，但这种体制的运行效果，各地差异很大，官员或政府间的竞争，毕竟不是市场竞争，核心差别有三：第一，缺乏真正的淘汰机制；第二，绝大多数市场竞争是“正和博弈”，可合作共赢，官员升迁是“零和博弈”，会产生地方保护主义，甚至出现“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现象；第三，市场和公司之间的竞争一般是长期竞争，延续性很强，但地方官员任期有限，很可能只顾短期成效。这三大差别增加了地区间竞争所产生的代价，也可能滋生腐败，此外，政府不是企业，不能以经济效益为单一目标，还要承担多重民生和社会服务职能。
社会发展是个整体，不仅包括企业和市场的发展，也包括政府的发展，相辅相成。瓦格纳法则，国家越富裕，政府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往往也越大。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一进一退的问题，而是政府能否为市场运行打造出一个基本框架和空间的问题，这需要投入很多资源，一步一步建设。无论是政府服务的质量，还是政府收入的数量，都在不断发展和变化。市场经济的形式和表现，要受到政府资源和能力的制约，而政府的作用和角色，也需要不断变化，以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追求。在经济发展早期，市场不完善甚至缺失，政府能力于是成了市场能力的补充或替代。对落后国家而言，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找到其他可行的动员和调配资源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在增长过程中获得更多资源和时间去建设和完善市场经济。经济发展，需要不断动员土地、劳动、资本等资源并将其投入生产，满足社会需要，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市场机制已经相对成熟，法治的基础设施也已经建立，民间的各种市场主体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源，市场经济的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此时若仍将资源继续向政府和国企集中，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投资、融资、生产都需要更加分散化的决策，市场化改革要想更进一步，“生产型政府”就需要逐步向“服务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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