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玄武门，南堂。
南堂是北京城内唯一的天主堂，朝廷特许泰西传教士在北京的据点，他们的耶稣会就设在此地。
耶稣会的会长龙华民，是个意大利人，此时，人在山东传教，并不在北京。
钦天监和泰西人来往甚密，眼下，朝廷对传教士的行走尚有限制，泰西人并不能随意出入大明中枢的各个行政衙门，诸司啊，六部啊，都不行。
为了来往方便，钦天监的历局就设在南堂附近。
邓玉涵在沈家堡辞别了杨波，便马不停蹄，一路北上，昨日刚到北京，在南堂住下，今日便迫不及待地邀请礼部尚书徐光启大人前来一叙。
邓玉涵没有忘记，他对杨波的承诺。
杨波有意请邓玉涵帮忙制作星图，邓玉涵承诺，等他到北京和徐光启大人商议之后，无论接受与否，都会给他一个答复。
在来北京的路上，问乡楼的那座大钟的嘀嗒嘀嗒的走时声，一直萦绕在他的耳边，印象太深刻了，忘不了。
而稍后和杨波的一番对话，更是让他对杨波心生钦佩。
杨波非常年轻，对科学的认知，却远超常人，即使是邓玉涵这样的，在来华之前，已经享誉欧罗巴的学者，扪心自问，亦是不如也。
杨波对于天文之学的了解，简直深不可测。
杨波认为，制作星图，和编制历法所需的天文知识，别无二致，无非是研究太阳的几颗行星和他们的卫星，相对于地球的位置，以及运行轨迹，因为恒星可视为静止。
朝廷关注的那些所谓‘异常天象’，比如日食、月食等等，都是小儿科，有了星图，精准预测，易如反掌。
在杨波看来，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时间就像一把尺子，可用来丈量日月星辰，而不是相反。
天钟派所主张的，用星图来测定时间，是反其道而行之，只能算是权宜之计。
问乡楼上就有一架时钟，可以连续读出精准的时间，而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却做不到这一点。
“来吧，到沈家堡来做星图，就编制历法而言，没准儿这样更快，更精确。”
杨波就是这么说的。
总而言之，星图和历法，目的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天文之学的应用，殊途同归。
这是一个惊人的理论，邓玉涵相信这他是正确的，而他本人，甚至是他的朋友伽利略，可能都没有达到这样的理论高度。
当然，邓玉涵也有疑惑，杨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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