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就要说到朱翊钧当皇帝后总结出来的第二条经验了。
由于对皇帝说谎在封建社会可以被认定为“欺君之罪”，所以朱翊钧身边的人一般不到万不得已，必不肯冒着欺君的风险对朱翊钧说谎。
但是不说谎不代表就一定会说真话。
根据朱翊钧的观察，皇帝身边说真话的人屈指可数，与说谎相对，绝大多数人选择的是“不说假话”。
这种“不说假话”的语言艺术在内廷可谓是到了已臻化境的程度。
司礼监和东厂当然是受这种语言艺术影响的重灾区，但后宫就不一样了，后宫是把这种艺术给升华了。
皇帝听到太监不说假话，心里说不定还会留一个疑影儿，觉得忠诚不绝对就代表绝对不忠诚。
但同样的事情换成后宫的女人来做，性质就陡然发生了变化。
明朝后宫到底是不干政的，后宫的女人不说假话也不说真话，就能十分自然地被解释为“身处深宫，识辨不清”，但劝谏皇帝的心却是真诚的。
朱翊钧在一群绝对不说假话的人中间生活了近半年之后，终于明白了万历皇帝的多疑是怎么被悄声无息地埋藏在他的性格之中的。
如果自己也是在一个处处不说假话又一心忠诚，但最后总能发现周围人言有出入、各有私心的环境中长大，说不定也会变成万历皇帝那样的性格。
所以当皇帝就要时刻识别周围人的私心，并且要能从一堆不假的话里提炼出有效信息的真实面貌。
这一点自古就是许多皇帝的难处。
从假话里头识别真话不难，但从不假的话里提炼真相就相当考验一个人的判断能力了。
好在朱翊钧是精研明史的穿越者，他的优势就是从根本上减少了“提炼真相”的试错成本。
周围人一开始实践这种“不说假话”的语言艺术，朱翊钧就能立刻分辨出这是一种艺术。
譬如李太后先前在给朱翊镠的南行请求锦衣卫保护的时候说过，“俞大猷平个叛都要借洋人的军舰”。
这句话当然不假，但要因此就以为明朝水军不堪一击，那是绝对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朱翊钧能打借兵英国的主意，自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和从辽东入关的满清比起来，大明水师的历史基础可谓是相当雄厚。
从南方起兵的朱元璋，当年就是靠俞廷玉父子和廖永安兄弟的巢湖水师，打败了张士诚和陈友谅的太湖水师和鄱阳湖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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