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好，改革土地财税也罢，后位空悬，储君不定，都可以做到。
但如今已至昭武八年，大恒的秩序，也逐渐稳固，早已从打天下，转为了治天下。
执行政策的主体，已经变了！
以前，大恒是军国体制，以军治国，天子是将军，那大恒武勋，就是各级坐镇各地的各级将领。
实施政策，便是军令！
以军令治国，违逆者军法从事，而实施的政策，侵犯的，几乎都是旧有士绅地主的利益，与武勋们无关，甚至有益处，一切自是畅通无阻。
而现在，治天下的主体，是文官，是士人。
泥腿子出来的武勋们，不在乎，认为不值一提的事情，在他们眼中，可是礼法大于天！
这也是为何近些年，天子要行大策，总起波澜，总难顺利的最根本原因。
而对这些文人士子们而言，大恒立国八年，后位依旧空悬，储君依旧未定，显然是一件极其不可理解之事。
在以往，他们是被排斥在执政主体之外，甚至被执政主体打压屠戮的群体，当年的朝堂各部，甚至几乎都快成了摆设！
文官士绅们，可谓是人微言轻，在大恒，根本谈不上什么话语权。
而现在，今日显然不同往日。
这些年，随着文官士绅在大恒话语权的增强，立储尚且无人敢提，但立后，这种风声，在朝堂，已然隐隐约约的显现。
很是显然，立后，只是开始。
按嫡长子之制，立了后，那某种意义上，就是等于立储。
宋，明两朝，这么多年的文化熏陶，这后立下，这储立下，想改，那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而这个问题，随着文官士人们在大恒的话语权越来越重，迟早也必然会被引爆。
礼法大于天！
礼法，才是这个民族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这个国家统治秩序的根本基础所在。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自礼法健全之后，历朝历代，可以都是说是以礼治国，而非以法治国。
礼法，是礼仪的带来的规则秩序，而非国家制定的法律秩序。
大恒选择继承了礼法，那就得接受礼法带来的规则秩序。
这个规则秩序，在绝大部分时候，都比明文法律，要有用的多，这个规则秩序，也是唯一一个不分阶层，不分权利，上至天子，下之草民，皆可束缚，亦或者，皆需遵守的。
面对如此之秩序，天子，也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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