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件多么艰巨而又非常有必要的事项。
启蒙，是对人的文明驯化，是关于现代和民族的精神操练；没有启蒙，就永远不能从精神上进入近代（或现代），更不会有民族和国家的进步。一个未经启蒙的国家和民族，即使物质上实现了近代化，其精神也停留在黑暗的中世纪（或愚昧时代）。
不过，在齐国境内，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思潮并非都可以不受限制的传播和扩散。在内阁政府部门中有一个不太起眼的机构--民调处。这个部门除了有反谍功用外，国内任何言论和书籍出版也都会受到它的审查和监督。但凡有反对国王、反对内阁、反对齐国政权统治的合法性，以及有扇动暴力反抗的言论和书籍，都是被严厉禁止的，甚至会被逮捕和审判。
自古以来，权力与知识就是对立的，权力是野蛮的垄断的封闭的，知识则是文明的分散的开放的；权力来自暴力，但权力的合法性却来自知识。“人民一思考，皇帝就紧张”。思想从来没有远离过政治，早在印刷书诞生之前，就已经有了图书审查；文字与“文字狱”的历史一直难分彼此。
齐国虽然没有秦皇的“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的焚书坑儒之暴行，也没有我大清“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梁谋”的滥造文字狱，更不曾有“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的恶劣行径，但多多少少会对民间舆论进行把控，积极主动地掌握“主流意识”的宣传。
“此乃邸报？”黄宗羲从方以智手里接过一份报纸，好奇地打开。
“这是我齐国文教部主持发行的《大公报》。”方以智解释道：“此报，每旬发布一期，传诸于汉洲本土和各海外领地。其中，主要刊印境内外各类重大时事，以及本土和海外领地最新发展情况，甚至还有不少普通民生琐碎小事。如此，使得国中百姓对天下大事，都能有初步了解和获悉。”
“《大公报》？”黄宗羲看到这份四开的报纸题头几个大字下面有一行小字“公开、公正、公平，是为大公。”
报纸上的内容主要刊登了最新境内外的消息，有齐国内阁政府颁布的《民法通典》下发全国，有桂州（今澳洲珀斯市）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再创新高，也有海外领地吕宋发生的土人战争，更有来自大明的消息，去年八月，孙可望、李定国分别在除州、高邮遭到清军骑兵的机动打击，双双失利，不得不退回长江南岸；报纸的末版上面，甚至还有来自西洋的部分消息，如有关英荷大战的消息，奥斯曼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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