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坚强的活下去，尤其是在遭受挫败、打击和痛苦时，意识到人生苦多乐少的时候，意识到个人乃至宇宙都注定难逃毁灭的时候，难免会滋生出莫可名状的荒谬感和空虚感，这种时候，要如何证明自己的存在是有意义的，而非果断的选择结束生命。
人生在世需要面对很多问题，所有问题当中最严肃的一个，莫过于“自杀”。
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还有必要思考其它问题。
如果把人一生经受的“痛苦”和“幸福”分别赋予效用数值，进行加权统计，那么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痛苦总效用其实要远远大于幸福总效用，两者相抵，剩下的净值都是痛苦。
从数学统计的层面来讲，除了极少数幸运儿，世上绝大多数人努力活一辈子就是为了遭罪。
如果人们有权选择自己出生与否，根据趋利避害的理性原则，大多数人根本就不该出生，或者应该在觉醒自由意志的那一刻就选择消灭自己的肉体，免得继续累计痛苦净值。
显而易见，乔安根据理性推导出来的结论，是一种非常悲观的虚无主义思想。
他自己无法从上述推导过程中找出逻辑漏洞，但是心中有一种朦胧的直觉，或者说是感性，告诉他这种推理方式是错误的，否则包括人类在内的智慧生物早就该选择集体自杀了，又怎么能够发展出越来越文明进步的社会形态呢？
那么问题究竟是出在哪里呢？
是不是人类共同体的想象力具有某种类似自我欺骗的功能，可以使人暂时摆脱理性的枷锁，仅凭想象就相信明天会更好，越来越好，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越来越多，从而获得积极乐观的生活动力？
事实上，另一位认真给乔安回信的教授，的确提出了上述理论。
这位教授先生花了两千字为乔安阐述为什么“想象力”是如此重要，如果没有这种能力，人类就不可能进化成具有智慧的现代人，不可能对未来充满乐观的憧憬，也不可能形成广泛且不断更新换代的社会共识和法律秩序。
乔安承认这位教授的阐述很精彩，很能鼓舞人心。
但是对方字里行间也暴露出一个冷酷的现实：我们绝大多数人其实是生活在对未来的美好幻想当中。
但是历史数据可以证明，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希望最终都无法实现，芸芸众生无非少数成功人士推动文明进步的炮灰。
这种基于“想象力”——其实就是统计意义上的自欺欺人——的生存动力，真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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