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是相通的。
大旱前，朱由检是保证了绝大多数百姓手里都有两亩到三亩耕地，少量甚至拥有十亩，二十亩。
然而，一场大旱下来，土地兼并的速度比朱由检想的还要快。
他想抑制土地兼并，给百姓更大生存空间的想法和计划，实际上因为三年时间的天灾大旱，这个计划在许多省份已经宣告破产。
计划的失败，让他算是明白了许多道理。
在这个时代，想要维持一种稳定土地分配秩序，或多或少需要凑足五条硬性条件。
首先第一条就是风调雨顺，没有严重的旱涝，农业生产比较稳定。
第二条，朝廷的运作必须相对良好且维持成本不高，使得每个百姓可以享受一些起码的官府福利，比如蠲免等福利，让农户分摊到的财政压力比较低，相应抗风险能力比较强。
第三条、必须地多人少，土地供给比较充分，或者土地增长速度要和人口增长速度相当。
第四条，民间市场不活跃，土地流转的需求比较低、百姓普遍贫穷以至于没有可供流动的财富。
第五条，新作物的引进，使得土地粮食产量增加，这也变相延缓地多人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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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条，基本上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封建王朝早期土地兼并问题不尖锐，就是因为上面这些条件相对比较容易被满足。
只是这些条件其实都不是人力可以控制，所以想要设计一个政治制度来固定这些条件始终不变是做不到的。
朱由检最开始能分地，是因为他带着一群没有土地的人分了土地。
但现在的问题是，他带的那批人都分了土地，并且许多人还参与了天灾下的土地兼并。
这种时候，他想用参与了土地兼并的人来解决土地兼并，这等同于是让下面的人表演“我杀我自己”。
好在朱由检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这条退路也就是当初分田时制定的一条政策，即“土地属于御马监，土地不可买卖”。
说到底，分了那前前后后近两亿亩耕地的百姓，都是御马监的佃户，只不过他们的自主性比佃户更大，上面没有一个地主管着他们罢了。
不过，一旦朱由检开始要管，那分出去的地，实际上是能追查回来的，因为这些地名义上都属于“朝廷的地”。
这也是为什么孙传庭每去一个地方巡抚，都能抓到一批“大鱼”的原因。
事情绕了回去，绕到了泰昌元年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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