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接手这个案子后，爱德华的想法很明确-第一要保住他的命，老实说这个并不算太难，只要莫斯科最高当局没有发疯就不大可能判处他死刑。
其次就是让他获得尽可能轻的判决，无罪释放当然是好，但显然莫斯科方面绝对不会那么好说话。
他觉得通过各种努力，让莫斯科提起公诉和判决时多少有点顾虑，随便按个罪名，判个三五年意思一下。
库达耶夫已经被关了一年多，然后弄个保外就医出来，驱逐出境，那么双方皆大欢喜。
可是一旦宣布进行叛国罪审判，根据爱德华的苏联法律知识，量刑的起点就是十年！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他也一不做二不休了，直接约了一堆记者跟拍，他去苏联大使馆提出签证申请。
理由是要去去苏联代理委托人，或至少是旁听审判库达耶夫。
除了记者，还有一堆律师同行也提出这种要求。
他们没有代理协议，但都要求旁听。
于是苏联驻西方大使馆被骚扰的不胜其烦。
当然，申请肯定是被拒绝的，这毫无疑问。
在审判前几天，各种活动频繁。
爱德华放弃手头一切工作，开始为这个审判造势。
在全国各地穿梭行走，在群众集会上，在议会大厅里，在电视上代表库达耶夫发表各种讲话，总是能赢得无穷无尽的掌声与人们的热望。
显然，作为库达耶夫的妻子，维塔也始终全称出席这些场合。
人们被她的美丽与对丈夫的爱而深深感动。
当爱德华为了库达耶夫忙得汗流浃背气喘嘻嘻之际，后者也没闲着，在他狭小的牢房中酝酿答辩词一真正在法庭上作的答辩。
在审判的第四天，也就是最后一天，库达耶夫在16个月的强制沉默后第一次有机会讲话。
当法庭命令他作出最后陈述时，他站起来，不说话，然后转了个身，背对着法官，他直接对着整个法院里唯一个愿意倾听他，并把他那勇气过人的话语传出去的人讲话。
那是他的弟弟列昂尼德。
以下是他发言的一部分:
“我知道在这样一个半封闭的审判中为自己辩护是徒劳的，这个案子从一开头就是无望的。”
这时听众席中有人高呼，高喊:“应该把这种人吊死！”“吊死他，吊死这个叛国者！”
他不为所动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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